快傑文史網誌

▲王爾敏《史學方法》



【原文 p.192～194】「傅氏宣揭此項宗旨，言語堅定，信念絲毫不苟，即明確指出方向，並嚴格標示成規。望風承流著，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及解釋，即必動色相戒。等而下之，尤不免氾濫其旨，信口雌黃。如民國四十六年勞榦所撰一篇「歷史的考訂與歷史的解釋」，其中一面批斥解釋，一面又不斷自犯規條，亂加解釋。一面動色相戒，反對知來，一面又屢屢預言未來。茲略舉數處。如其開宗明義第一段話所謂：

▲王曾瑜《大家說歷史：王曾瑜說遼宋夏金》



【原文 p.170】「歸納個人的論著，一些重要的論點可列舉如下：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b）



【原文 p.244】「……他（按：指《後漢書》作至者范曄）把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位唯物思想家合傳，說王充《論衡》「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符《潛夫論》「指訐時短，寸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說仲長統所著《理亂篇》《損益篇》《法械篇》都「有益政者」。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a）



【原文 p.243】「第三，范瞱的歷史評論還表明了他在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傾向。他 批評佛教『好大不經，奇譎而已』，『故通人多惑焉』。他批評種種方術『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神怪，罕言性命』；方術怪誕之論『鈍盜虛名，無益於 用』，不過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罷了。他對武帝『頗好方術』，光武『尤信讖言』，桓帝『修華蓋之飾』，都採取批評的態度。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 到了，也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他說：『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他是把順乎天、信乎人結合在一起來看待的。這裡多 少帶有一點折衷的色彩，但范瞱總的思想傾向不是折衷的，所以直到臨死前還說：『天下決無佛鬼！』」

▲徐梓《從黃帝到崇禎：二十四史》



【原文p.61～62】「裴氏（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曾經自己超過於正文三倍的注文歸納為四類……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二冊



【原文 p.50】「……裴松之治史採用了簇新的史學方法。「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引書至兩百種之多，完全符合近人治史先廣泛搜集史料的原則，以致原文超出陳壽原書數倍，其保存歷史之功，與三國志實相若。」

▲【日】後藤克典制作，【日】有限會社オフィスJ.B編，黃昱翔譯《CG再現．三國志》



【原文p.108】「陳壽所著《三國志》雖以據實描寫的內容獲得當代極高評價，但此書卻也因記述簡略、內容枯燥而招致批而評，為此，南朝宋文帝遂於5世紀中葉，命裴松之為《三國志》作註，裴松之於是運用了140種以上的古文獻，在書中加入了數倍於本文的註解，今日所通行的《三國志》版本從此誕生。」

▲【日】連根藤著，洪金珠譯《中國人的真面目》



【原文p.31】「……「哲學」一辭亦是日本人所創造的，此外還有很多用語都是，譬如「歷史」亦是。也許有人會覺得意外，何以歷史之國的中國，竟沒有「歷史」這個用詞。原來中國語中只有「史」這個字，「史」於書寫時還好，一旦說出時，同音異字過多，非常不便。」

▲【美】E.J. 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冊 



 【原文p.714】「馬基雅維利的偉大繼承者和唯一可以和他匹敵的是弗蘭西斯科．基察第尼（1483～1540）。基察第尼是弗羅倫薩人，於1482年3月6日在這個城市出生。」

▲【日】三宅崇廣著，黃文玲譯《破解三國：智謀升級的人性攻略本》



【原文p.7】「自從西漢司馬遷寫了一本從黃帝記載到西漢初年的《史記》以來，在中國，只要某個朝代滅亡，下個朝代就會有人編纂前朝歷史，這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凡是朝廷官方記載的史書，就稱為「正史」；而編纂「正史」，也是這個朝代為「正統政權」的證明。

▲向陽《經典躺著讀－從《詩經》到《圍城》》



【原文p.137】「（羅貫中）作為一個作家，當他面對一大堆過於豐富的素材，是幸運呢還是不幸？反正羅貫中就是這樣在幸與不幸之間的作家。在他之前，除了《三國誌（志）》」，以及比正文還龐雜字數還多的裴松之的註釋材料，還有一部粗具規模但文字簡陋的圖文並陳的《全相三國誌（志）平話》，以及宋元以來上演的三十餘種三國戲，以及更多的不見於文字的民間說話。」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怎樣讀史書》



【原文 p.12】「「正史」的名稱，最初見於《隋書．經籍志》，指的是紀傳體史書。」

▲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



【指疑】依書中內容所示，作者對史學的相關知識不可謂為不豐，可惜其書的目錄之編法是：「奴隸社會的史學」、「封建社會的史學」、「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史學」……僵化的機械感十足，讓人深感遺憾；更何況如果作者是依據所謂馬列史學的「歷史階段」之「公式」來為史學分期，實際上不管是馬克思還是當年蘇共的史學理論，原來都不是這樣分法－此處尤指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史學」一詞簡直不知所云。

▲許凌雲《讀史入門》



【原文p.33～34】「從體例上說，陳壽寫《三國志》分魏、蜀、吳三志，並且用「三國」名書，表現了三國鼎立的歷史實際。……而裴注則著重於對原書史實加以增補和考訂。他（裴松之）採集群書不下二百二十多種，引證材料完整，注文條目豐富，文字總數超出正文的三倍。……」

▲鄭傑文、傅永軍《經學十二講》



【原文 p.148】｢因鄭玄在詩經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他的詩箋一出，遂風行一時，加速了三家《詩》學的消亡。從此《詩》學領域由四家爭鳴變成一家獨尊，而鄭箋氣勢又遠在毛傳之上。魏晉時的王肅亦是通學時代的卓犖人物，他喜賈、馬之學，而厭惡鄭氏，說《詩》往往有意與鄭玄立異，《詩》學研究由先時的今古之爭一變而成為鄭、王之爭。《四庫全書總目》曰：『王肅作《毛詩注》《毛詩駁議》《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苢芣》一條，謂王不及鄭。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袒分左右，垂數百年。』這一漫長的學術爭論隨著《毛詩正義》的出現而宣告結束。《毛詩正義》由孔穎達主持編撰，……。此書是漢魏六朝《詩》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e）



【原文 p.481】（《元史》部分，陳高華執筆）「《新元史》搜羅資料相當豐富，有不少可供參證的地方，「然篇首無一字之序，無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書宗旨及所以異於前人者在何處，篇中篇末又無一字之考異或案語，不知其改正舊史者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據者何書」。《元史類編》、《元史新編》、《元史譯文補正》、《蒙兀兒史記》都採取史文加注的辦法，使讀者便於查考，易於鑒定得失，這是一個好的傳統。《新元史》改變了這一做法，全書不注出處，不僅給讀者造成不變，而且降低了本身的科學價值。」

▲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d）



【原文 p.281】（《南史》、《北史》部分，高敏執筆）「《南史．范縝傳》則增補了他（范縝）不肯「賣論取官」的一段對話，表現了古代唯物主義者的鬥爭精神與崇高品德。」

▲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c）



【指疑】不知何故，原書p.223（《周書》部分，何德章執筆）幾度將公元紀年寫錯，如唐太宗貞觀三年當為公元629年，誤為622年；貞觀十年當為公元636年，誤為629年；貞觀廿年當為公元646年，誤為629年。

▲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b）



【原文p.86】（《三國志》部分，高敏執筆）「經過裴松之注後的《三國志》，份量大增，只注文所引史料，就超出《三國志》正文數倍，從而使裴注的價值還高出《三國志》本身。……」

▲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a）



【原文 p.63】（《後漢書》部分，周天游執筆）「就體例而言，《後漢書》創立了《皇后紀》。雖然范曄是以華嶠《後漢書》為藍本，遵從華矯「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晉書．華嶠傳》）的觀點，但他的主旨卻更存高遠……要人們正視「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巒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而「湮滅連踵」，「淪亡神寶」，卻不自知的歷史教訓，所以更具有警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