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傑文史網誌

▲杜維運《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



【原文p.122～123】「修昔底德在其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書中，即寫入自己很多的想像。如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詞（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實際上沒有文獻根據，而是由他自己的想像當時伯里克利可能那樣講而寫的。利用虛構的演說道出輿論的大勢，是修昔底德的一項發明。以致虛構演詞說變成一種傳統，而史學流於修辭學的一支。史學家可以自出杼機，想像史事當時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予以創造，在中國這是極端不可思議的。英國19世紀史學家麥考萊（Lord Macaulay）曾激烈批評『希羅多德是一位可愛的傳奇小說家，修昔底德是最偉大的描繪全景的名家，但不是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反觀中國，記實是中國史學的最大傳統之一，其統歷數千年而不絕。此與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有極密切的關係。……」

▲陳其泰《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



【原文 p.156～157】「依靠這些特出人物，使武帝時代達到強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這又寓含著傑出人材推動社會前進的可貴認識。班固認為，漢宣帝時代也頗有作為，『纂修洪業，亦講論六經，招選茂異』，舉出當時在儒學、文章、將相、治民等方面『有功績見述於世』的人物，如蕭望之、劉向、趙充國、龔遂等。總的講，斑固認識到時代的需要造就了有作為的人物，人物的作為又推動時代前進，不但論述問題完全從時勢著眼，而且體現出從許多個別事例中概括出共性的道理，一點也沒有掺入天命、迷信的意識。班固所論述的，自然跟歷史唯物主義關於歷史人物產生及其作用的原理無法相比，但其中有相通的地方，具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一千九百年前的班固能達到這一認識高度，說明他有非凡的歷史見識。」

▲李小樹《中華史學三千年》



【原文p.192～200】「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受賄寫史深惡痛絕。他在《史通．曲筆篇》中對涉及收賄的兩位史家痛加斥責說：「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除劉知幾之外，提及班固受賄寫史的尚有：南朝學者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說：「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劉勰在這裡述及班固「徵賄」寫史之事，但並未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只是說仲長統（仲長統字公理）曾對此事詳加辨析。而現存仲長統的著述中沒有相關的論述，議者多以為其論當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遺逸，《全後漢文》中輯錄的《昌言》現存篇目中未論及此事，因而具體情況無從查考。稍後，北朝學者柳虬在談到漢魏以降史官「密為記注」與史家「密書其事」的弊端也說：密記密書的結果，是使很多事實無法弄清，「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此外，武則天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的劉允濟在強調史官職任之重要時也說：「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



【原文 p.219】「王廷洽……通過自己「利用課餘、飯前、睡前、上廁等點滴時間」對《三國志》原書及《注》文重新進行統計。積半年之辛勞，終於分別統計出了六十五卷的《三國志》各卷的本文和《注》文的字數。統計的結果是：

▲潘德深《中國史學史》（b）



【原文 p.119】「殿本《三國志》李龍官等校刊識語云：「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我們現在統計，陳壽本文約二十萬字左右。而裴氏注文約五十四萬字左右。以將及三倍的篇幅為《三國志》作《注》，可以說基本上彌補了陳壽記載簡略的缺陷了。」

▲潘德深《中國史學史》（a）



【原文p.119】「總之，裴注的最大優點，是引證各家原文豐富的史料來注陳壽原書，特別是這些原材料今天絕大部分已經亡失，幸而保留一部分在裴注中，我們還能了解這些書的大概。因此，裴注的史料價值，並不弱於《三國志》。錢大昕曾說：「裴氏注遮羅缺佚，尤為陳氏功臣。」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所以如此生動有吸引力，和他從裴注中獲得很多故事來源是分不開的。其次，裴注對於選擇史料和審核史料，也費相當功夫，他確有自己的見解，不光是做些蒐羅排比的工作而已。

▲南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指疑】本書〈卷九〉一開始就有一則之標題大書為「曹操篡漢」。說起來，作者這樣的「書法」當然有他的深意，不過看同書〈卷十一〉的另一則標題所說的「司馬氏篡魏」（而非「司馬懿篡魏」、「司馬師篡魏」或「司馬昭篡魏」等），則似乎較能讓人接受，畢竟無論如何，史實是真正動手篡漢的是曹丕，而如「曹操篡漢」一詞還是比較接近於心證式的「春秋筆法」（？！），其「精準」與否，實有待商榷，否則試想，我們是否也可說是「高歡篡東魏」、「宇文泰篡西魏」……凡此其實同樣不合史實。

▲黃永年《文史存稿》



【原文 p.557～558】「……傅氏（斯年）堅信「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學演變的縮影。……傅斯年的「史學便是史料學」，多少帶有抵制其時代已開始傳播的唯物史觀的意圖，從上引傅氏所說的史學「不是社會學」，「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已可看得清楚。儘管他這麼做對文獻領域的擴展和史料的研究上起過積極作用，應該給予肯定，但也不必諱言這個帶有政治性的目的。」

▲鄭天挺、周谷城 Etc.《學史入門》



【原文 p.124-125】（蔡美彪〈怎樣學習和研究元史〉）「……二、研究元史的條件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b）



【原文 p.193】「劉子元說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實齋添上一個史德，並為四長。…子元雖標出三種長處，但未加以解釋；…子元、實齋二人所講，專為作史的人說法。…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才學識之後。」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a）



【原文p.136】「（四）書有從一方面可認為偽，從他方面可認為真者。例如現存十三篇之《孫子》，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自秦、漢以後，則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作，亦可謂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書》等，性質亦略同。」

▲何茲全、趙儷生等《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冊（b）



【原文 p.179】（陳光崇執筆）「以一人之力，編寫唐及五代兩部正史的著名史家，是宋代的歐陽修。」

▲何茲全、趙儷生等《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冊（a）



【原文 p.69】（鄒賢俊執筆）「范曄的《後漢書》，除已寫成紀傳外，按原計劃還擬寫十志，但當他滿懷信心，準備完成這一部分時，卻不幸被人誣害，遭到了一場彌（瀰）天大禍。原來范曄才華出眾，生性耿直，既深受宋文帝和許多有識之士的賞識，又引起了一幫利祿之徒的嫉妒與痛恨。特別是他寫〈和香方序〉的文章……諷刺當時的吏部尚書庾炳之、丹陽尹徐湛之等人，更是引起了權貴們的仇視。……徐湛之便以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的外甥謝綜謀立劉立隆、篡奪宋文帝皇位一事為藉口，把范曄牽連進去。……」

▲鄧啟《國史新論》



【指疑】作者在原書p.77列《新唐書》的性質是「官督私修」，其實就此書修成之經過、參與者等來看，當列為「官修」才對；且《新唐書》原是宋仁宗下詔開局重修的，如《四庫提要》所說的「奉敕」顯然較本書所言之「官督」符實。另外，同書p.10處寫《後漢書》為全書「一百三十卷」當是「一百廿卷」之誤。

▲楊豫《西洋史學史》



【原文p.123】「人們公認的中世紀最有才氣的歷史學家是英格蘭的比德（Bede，公元637～735年）。他是諾森伯里的亞耶羅的名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