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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顧頡剛著，何啟君整理《中國史學入門》



筆者淺陋，閱書有限，不過就我所讀過與「中國史學」相關之書籍中，個人覺得這是較有疑問的一本，同時也可能是作者署名「顧頡剛」的書籍中較讓人失望的一本，理由是其中敘述之破綻、疑案等幾是撫摭可見，庶幾近於不勝枚舉的地步，讓人看了大感懷疑：這會是出自曾經在民初史學界引領一時風騷的大家顧頡剛的手筆嗎？

就此，除了已知本書原是由他人整理而成以外，筆者另外也再試著為他找到一解，即中國學者葛劍雄曾在一篇名為〈「開風氣者」與「為師者」〉之專文中所言，可望為此解套，其原文如下：
「顧頡剛稿約甚多，他一般有求必應，但他往往找人代筆，有時講一些觀點，有時就讓人照題目寫，有時他修改一下，有時連看也來不及看，所以直到現在，有些署名顧頡剛的文章還不知究竟出於何人之筆。」

基於上論，筆者寧願相信本書應該不是由史學大家顧頡剛親筆所著；再說本書屬「大家小書」系列，有許多事可能無法在有限的篇幅裡完全交待清楚，因此一干敘述只是「大要」，尚有待讀者進一步去探究方能得其全貌，否則恐怕會受到一點誤導。

讀本書之時，筆者還有個感想，就是「口述史學」畢竟和親身見聞的「口述歷史」不同，而像這樣由他人整理的書，如果自己不加精審、改訂、修正，恐怕出版後會讓讀者看了搖頭大嘆，對掛名作者的學術形象顯然不利。

下列者只是舉出書中數例，就其疑義與讀者們分享心得（以下所列頁數，係依照顧頡剛著，何啟君整理《中國史學入門》，中國北京出版社，02/2003初版三次印刷中所標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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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0～11】
「東吳向海上發展，派了朱勝駕上戰船去清勦海盜，發現了台灣。這是中國和台灣有關係的開始。公元三世紀，吳國派人到了台灣，占有並加以統治。只是吳國被滅掉之後，台灣就無人去管了。」

【指疑】作者說東吳「派了朱勝駕上戰船去清勦海盜，發現了台灣。這是中國和台灣有關係的開始」，全係憑空杜撰，實則於史無據；至於說東吳「公元三世紀，吳國派人到了台灣，占有並加以統治」，當指孫權於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此不僅涉及歷史疑案（即「台灣是否即夷洲」），而且東吳對「夷洲」也根本沒有「占有並加以統治」。作者之說明顯不符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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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5】
「成吉思汗立了四大罕國，罕即王，就是王國。…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才打到中國來，並建都於北京，國號稱元。另外那四大罕國不在他的管轄之下。」

【指疑】作者說的「罕國」一般寫為「汗國」。真相是一般所謂「四大汗國」是指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而其確立當在成吉思汗之死（公元1227年）以後，故所謂「成吉思汗立了四大罕國」之說恐怕有違史實（或曰成吉思汗時代也有「四大汗國」，即术赤、察合台、窩廓台、拖雷四汗國，然而，這四汗國與前列四者並非完全相同，而且這樣一來，作者前文講的「成吉思汗立了四大罕國」和後文講的「忽必烈…另外那四大罕國不在他的管轄之下」也無法吻合）。再者，文中說的「國號稱元」並不精準，而應該說是「大元」（見《元史．世祖本紀》）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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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0】
「《三國志》的價值全在這本書的注中。…（裴松之）『注』的字數比《三國志》本身的字數多很多。很多三國時代的故事，都是注進去的。從這些『注』裡，可以看出裴松之在收集三國時的史料方面，是無所顧忌的。」

【指疑】所謂「裴注之文字多於陳壽本文」原是錯誤舊說，連顧頡剛、楊翼驤等著名學者都不能免於犯錯，殊感遺憾。
（註：此事已在它文說過，請參見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45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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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1～82】
「中國的史書，《晉書》以後，大多是官修。《宋書》寫南朝的宋史，是南朝梁沈約所著。《新五代史》是後來宋朝歐陽修所著，此外所有的史書都是官修。」

【指疑】目前廿五史中的《晉書》是唐朝修成的，《宋書》則是在南朝梁時完成的，兩者成書的時間其先後是很清楚的，但是作者說「中國的史書，《晉書》以後，大多是官修」，接著說「《宋書》寫南朝的宋史，是南朝梁沈約所著……」，難道他說的「以後」是依「朝代史」的時間而列嗎？準此，則以下十八部史書也都算是「官修」了：《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其實，真相是上列者大約有一半上下並不算是史學意義上的「官修」（若僅是修史者「帶官職」，並不等於「官修」；即使司馬遷與班固甚至都是「史官」，所修《史記》與《漢書》仍屬私撰性質）；另一方面，即使作者的說法是依「修史的時間」而列，然而其所謂「《晉書》以後，大多是官修。《宋書》…《新五代史》，此外所有的史書都是官修」一語也同樣不正確，因為他至少漏掉了《南史》、《北史》與《新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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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5】
（《宋史》、《遼史》、《金史》）「…上述三書，寫得不好。都是元人寫的，所以把知識分子壓低了。這些作者，只不過是把宋國史館、遼國史館、金國史館的東西，湊攏成書。也很草率，都是用一、二年的時間就編成的。」

【指疑】宋、遼、金三史固然有它們的問題，但是作者這一句「都是元人寫的，所以把知識分子壓低了」，總是讓人覺得不妥，感覺像是「重點」被轉移了，不是嗎？何況「元人」一詞又是指誰呢（所謂「元人」可不是只指蒙古人與色目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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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8】
「正史，是少數人寫的。雜史，是歷代許多人寫的，故雜史的書多，量大，無邊無際。雜史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是正史的體例，有的是筆記體例，有的是詩、文體例，有的是小說等種種體例。這些都要看。」

接著，作者在原書p.88～110並列以下書籍為例，表示它們都是「雜史」：
※「漢朝雜史」：劉昕（或葛洪）《西京雜記》、揚雄《蜀王本紀》、袁康《越絕書》、趙曄《吳越春秋》、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與《南都賦》

※「六朝雜史」：劉義慶《世說新語》、常璩《華陽國志》、法顯《佛國記》、楊（或陽或羊）衒之《洛陽伽藍記》、酈道元《水經注》

※「唐朝雜史」：唐詩（例如杜甫、白居易等人之詩作）、樊綽《蠻書》、玄奘《大唐西域記》、唐人筆記

※「宋朝雜史」：沈括《夢溪筆談》、洪皓《宋漠紀聞》、宋人筆記叢刊

※「元朝雜史」：陶宗儀《說郛》、明人編《元曲選》（包括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竇娥冤〉、馬致遠《漢宮秋》等）、施耐庵《水滸傳》

※「明朝雜史」：馮夢龍編《今古奇觀》、無名氏（？）《金瓶梅》、《荊馱逸史》、《明季裨史匯編》、劉若愚《酌中志》、沈德符《野獲編》

※「清朝雜史」：吳偉業《梅村集》、筆記（如禮親王《嘯亭雜錄》）、蒲松齡《聊齋誌異》、曹雪芹《紅樓夢》、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吳敬梓《儒林外史》、余懷《板橋雜記》、譴責小說（包括《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孽海花》等）、《新華春夢記》、《啼笑姻緣》、《八十一夢》、竹枝詞等。

作者最後結論（p.110）：「這些富有史料價值的各種體例的書籍，我們學歷史、研究歷史的，都應把它們當作歷史書去查閱參考，所以都叫做雜史。」

【指疑】所謂「雜史」，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雜史類敘》之說，其著錄標準是「大抵取其事係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準此，像吳兢《貞觀政要》、王定保《摭言》、李綱《靖康傳信錄》、羅泌《路史》、魏源《聖武記》…等可屬之，這與前引文作者之敘述與舉例頗有差別，特別是顧書說連水滸、金瓶、紅樓、西廂、聊齋…都算「雜史」，如此標準也未免太寬鬆了些吧？那麼，顧書為何有這樣的觀點呢？筆者懷疑他是否認為「雜史」就是唐朝劉知幾《史通．內篇》講的「雜述」（《史通通釋》：「雜述，謂史流之雜著。」），其範圍為「偏紀」（一作「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十流，內容甚廣，並為劉知幾認為「能與正史參行」，所以作者才會認為這類書是「書多、量大、無邊無際」？只不過是劉知幾雖舉「雜述」十流，但是他仍然重視「多聞」與「善擇」之取捨（見《史通．卷九．雜述第卅四》），因此關於顧書所列者，相信還是頗有討論空間（若就筆者個人的主觀來說，實在無法照單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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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68】
「…可是，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已經失去，明朝、清朝皇帝們的《實錄》還都有。明代《實錄》是抄本；清代《實錄》是原本。這些，都已經印出來了，是日本人印的。
最早見於記載的實錄，是周興嗣等寫的《梁皇（武帝）帝實錄》。自從有了實錄，歷代修史，在撰寫過程中，都要從《實錄》和《聖訓》裡邊去抄原始史料。」

【指疑】作者說「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已經失去」，這話大體上是不錯的，但是還是要補充一下：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還是有幸存下來的，如唐朝韓愈《順宗實錄》五卷與北宋錢若水、楊億《（宋）太宗實錄》廿卷。前者保存在《昌黎文集》（也見於《全唐文》與《海山仙館叢書》），後者殘缺不全，但是還是可由此二者約略見到唐宋「實錄」的大致內容與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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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70】
「…所謂《實錄》，不會把皇帝的一切真事都記下來。例如說，清代順治皇帝的母親，後來改嫁給順治帝的叔父多爾袞。這件事是屬於叔嫂結婚，《實錄》裡就不記了。在多爾袞死了以後，後代稱他是『成宗義皇帝』，『義』，是假的。」

【指疑】「成宗義皇帝」是順治皇朝給多爾袞的諡號（多爾袞死後十七天，清廷追尊他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並下令「中外喪儀，合依帝禮」，倍受哀榮），非「後代稱他」的，兩者的歷史意義不一樣。此稱號不久即遭追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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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29～230】
「漢朝，首先有了佛教的傳入。…朝廷在洛陽修了白馬寺。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佛寺。佛教是禁欲主義。講究吃素，不結婚，自己此生不享受，用今生之苦換得來世之享受。…不少人都希望著能把今生的痛苦換個來生的幸福。…南朝的宋文帝說，要是老百姓全皈依了佛，那麼，『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

【指疑】筆者在宗教方面所知很有限，所以一干問題只能借助專書來說明。關於佛教的「飲食」觀，釋聖嚴《學佛群疑》（台北，東初出版社，03/1990十三版）p.17說：

「佛教出現於印度的時候，佛教徒並沒有特殊的飲食習慣和規定，因為印度是一個宗教信仰普遍的國家，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有大同小異的飲食關念。所以，原始時代的佛教徒乃至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過的是沿門托缽，所謂『一缽千家飯』的飲食生活；他們不選擇托缽的對象，也沒有所謂潔淨或不潔淨，神聖或不神聖的飲食禁忌，為的是一律平等，廣結善緣。…也就是供養者供養什麼就接受什麼，沒有選擇、挑剔的餘地，只要不是特為抹一托缽者而殺，縱然魚肉等食物，也不拒絕，這就是為什麼小乘佛教不規定必須素食的原因。」

他接著說：「素食是佛教所強調和鼓勵的，如果能辦到話，這是基於慈悲的立場，不是現代人為了健康和經濟的原因。」關於這一點，筆者個人的了解是佛教在中國，是從梁武帝的時代才開始「講究吃素」的。

釋書p.38又說：
「所謂感情，是指男女之間、親子之間和朋友之間的關係，亦即愛情、親情和友情。佛教徒乃是凡夫，不可能沒有父母，也不可能沒有朋友，而出了出家人之外，佛教徒也應有個人的配偶。佛把眾生稱為『有情』，也就是說脫離以上這三種情，就不是眾生。而且，學佛是由眾生來學的，是由凡夫開始的，任何人之間的接觸交往，都必須合情合理合法。如果佛教只講離慾，則無法使一般人進入佛門；如果佛的教化沒有感情的成分，也很難教化眾生。」

這一切，且和顧書講的「佛教是禁欲主義。講究吃素，不結婚」相對照，可知顧書所言者稍嫌粗略。顧書還說宋文帝願見全民信佛，認為可以「坐致太平」，難道這是他覺得當時信佛風氣的背後還有「政治」（君王治術）的因素嗎？於此但願有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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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60】
「總而言之，清代皇朝繼續宣揚朱熹、二程的『天理說』，普通儒者也跟著皇帝走，但著名大儒卻反對宋、明理學的，他們的哲學思想更前進了。」

【指疑】作者說清朝「著名大儒反對宋明理學」，那麼為何於是「他們的哲學思想更前進了」呢？其實當時的清況是清朝官方推行宋學，民間的學者則較傾向於漢學，因為他們認為宋學空疏，漢學樸實，故後者又稱樸學；當然這與清朝的文字獄也有關係，因為學者史家因而對政治與時事不敢妄發議論，所以就只好多去考據文字了。凡此，作者所謂「哲學思想更前進了」云云究竟所指為何，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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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42】
「…『五德』就有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各朝代就分成了：
虞代是土德，其色尚黃；夏代是木德，其色尚青；商代是金德，其色尚白；周代是火德，其色尚赤。到了漢代，五德轉換變化，依了次序，漢代該當是土德，顏色尚黃了。…」

【指疑】作者談戰國時代陰陽家鄒衍的「天人相與」與「五德終始」理論到了這裡，接著講的是西漢董仲舒進一步把它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神學」。其實作者既然已說到「漢代該當是土德，顏色尚黃」了，似乎把話繼續交待清楚較好，讓此事的發展能夠更清楚些，那就是劉邦始建漢朝，原是代水德之秦而起，因此照以前「相勝」的算法，說是土德是沒有錯的，但是到了王莽、劉歆時則改以「相生」的算法，將西漢改為火德（連帶地，早先的朝代也有所更易，如周成了木德…等），於是光武帝中興時也以為自當火德之運；日後劉備建立蜀漢，也自謂秉承火德。這一切若能稍加說明，相信對讀者比較不會造成誤導。說起來，本書題為「大家小書」系列，誠然「大家」寫的「小書」或許有「提綱挈領」之功效，但是卻因為篇幅小而卒難得全貌，可算是一個缺點。類似者，像他在同書p.82所說：

「中國古代，都有專門的史官。司馬遷的祖先就曾是周朝的史官。史官寫當代的事，然後存在國史館。後一代的史官，再正式寫成書。一般是照《史記》的體例寫。寫成之後，是給皇帝看的，並不發表。」

及p.170所說：
「各皇朝都有『國史館』，負責把那個朝代的普通的史事和一些官吏的事，記錄下來，再記載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內政方面的事。」

也是二例，畢竟各朝代的「史官制度」與「修史機構」，其演變與發展豈是像這樣三言兩語所能交待清楚？因此讀者如果僅讀本書而以之為「入門」，並且不再繼續深入鑽研，恐怕有「見林不見樹」的危險，對例如《三國志．蜀書》中為何一面說蜀漢後主時「史官言景星見」，一面卻又說蜀漢「國不置史，注記無官」…等之類其實也算是很「入門」的問題可能無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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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拙見，尚祈各方有識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