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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3/7）



（續前）
因此他認為由於庸愚子的序錯疑之處不少，連帶地使其諸說法皆不足採信。然而，筆者認為張君之言是有待斟酌的，理由是：

1．庸愚子雖然把羅貫中的籍貫寫錯，但是事實上他同時也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的籍貫寫錯了。原來他既將前者的籍貫「太原」誤為「東原」，也將後者的籍貫「巴西安漢」誤為「平陽」。如果說據此即可以對羅貫中提出質疑，那實在很難讓人信服，否則請想想吧：庸愚子把羅貫中的籍貫寫錯，於是《三國演義》就被認為可能不是羅貫中寫的（只因為庸愚子對他的實際身分與背景不熟悉），那麼庸愚子也將陳壽的籍貫寫錯，於是《三國志》又該會是誰寫的呢？試問這種邏輯對嗎？更何況一方面如果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而庸愚子則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間的人物，彼此相距大約在一百五十年左右，而流傳在民間的三國故事在這段期間恐怕也還在演化成型至邁向成熟的階段，那麼在古代資傳播訊較為不易的情況下，以訛傳訛的現象想是很可能發生的事；另一方面庸愚子顯然也不是立論嚴謹、歷史有名的史學專家，因此如果他在若干歷史問題（如人的籍貫等）出現錯誤，不知據以深究至「作者羅貫中」一節，又可有道理？

2．張君指責庸愚子不言此書在嘉靖以前已有刊本，其實這可說是他預設了「嘉靖本不是最早刊本」的立場後的反應。於是當他說「黃正甫刊本」早於嘉靖本《三國演義》時，他似乎忘記自己曾說「黃正甫刊本」成書於弘治時期，而這與庸愚子作序的年代相當，因此這就顯得他的指控的重點有些模糊。大抵庸愚子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並沒有什麼時間上的界定，也並無不當之處，這一切說明的是庸愚子的這句話是沒有什麼文章可以作的。再說張君提到的《三國演義》的「湯賓引校正本」，其實在書上並未註明刊行的年代，它在時間上被認為是與「黃正甫刊本」相差不多，而且兩者均屬於《三國志傳》系統，不同的是「湯賓引校正本」題有「平陽陳壽史傳，東原羅貫中編次，江夏湯賓尹校正」字樣。然而，張君既不提此，又將它列為比「黃正甫刊本」較晚的刊本，同時也沒有說明根據為何，令人納悶。

3．關於庸愚子的序早於張尚德刊行該書甚久，此事不難解釋，因為庸愚子在弘治年間作序時所見到者，很可能只是一個較早的版本，或甚至只是一個手抄本也說不一定，接著一直到廿八年後再由修髯子重付刊刻，並增訂了一些內容。於此，試想張君自己不是說《三國演義》是一個「世代累積」的作品嗎？我們認為庸愚子和修髯子的序文和引文正是這種「世代累積」的過程之一，更何況《三國演義》既然如此膾炙人口，而其之廣受歡迎甚至可以延伸到幾世紀後的今天，因此相較之下，這短短的廿八年根本不算什麼才對吧！

4．關於《三國演義》所述故事的年代問題，一般所謂「三國」史事的論述實有多種算法，例如有人是從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的宦官殺竇武、陳蕃算起，但是有更多人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黃巾起事算起（這也是庸愚子的算法），甚至還有人從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亂或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算起，至於若有嚴格的史家是從魏文帝曹丕篡漢（公元220年）算起則更不必說了。復觀之，《三國演義》一書的內文所提到者及於漢靈帝建寧元年是沒錯，不過一來作者只是在第一回中用了短短的幾段交待靈帝中平元年以前的史事罷了，二來庸愚子的算法是符合三國「史實」的，畢竟三國風雲實由黃巾起事而掀起壯闊的波瀾，而日後的曹操、劉備等勢力於早年時進入歷史舞台也都與黃巾有密切的關係。再看學者徐朔方曾談到一個「日本內閣文庫藏金陵萬卷樓刊本」（嘉靖本在明萬曆十九年的新刊校正），其卷一結束時云：「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見徐朔方《小說考信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7年10月，p.13）還有「葉逢春本」（明嘉靖廿七年，公元1548年），其卷一結束時則云：「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止漢獻帝興平二年乙亥，首尾共一十二年事實。」凡此都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算起的例子，而如此算法，無論如何既未否定書中的內容，也沒有歷史的錯誤。再說今日通行的毛本《三國演義》在一開始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後，就談到「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換句話說，如果真要計較清楚，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說毛本《三國演義》一書的內容應該要從「桓帝禁錮善類」算起，或甚至是從「周末七國分爭」算起呢？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因為庸愚子把《三國演義》一書的時間從靈帝中平元年算起就認為他所作的序是「一文不值」的，那麼這樣的指控似乎也未免太過。（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