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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4/7）



（續前）
再者，張君在轉引柳存仁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時，提到一個《三國演義》的「朱鼎臣本」。他表示「這也是不標為羅貫中所作的本子」，並質疑說：「據柳存仁先生所作的文字校勘說明看，他認為這也是個早於嘉靖本的刊本，卻也並不題為羅貫中撰。那麼我們怎麼能根據嘉靖本題署『羅貫中編次』而定該書為羅貫中所作呢？」（見張志和整理《三國演義》（明黃正甫刊本），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p.22）不過根據英國學者魏安對《三國演義》版本學的研究，可知此「朱鼎臣本」乃是清朝時翻印的明建陽原刊本，其實際刊行年代不詳，不過因為它的旁注都摘自「評林本」，因此被認為很有可能是出自於「評林本」，而此「評林本」與余氏「雙峰堂刊本」（明萬曆廿年，公元1592年）同出一系，只是「雙峰堂刊本」的時間較早而已（見【英】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p.27～41）。再看余氏的「雙峰堂刊本」，其上是題有「東原貫中羅道本編次」（註：「羅道本」為「羅本」之誤）字樣的。我們且由上述這個因緣關係來看，可知「朱鼎臣本」也許未題作者為羅貫中，但是那不是羅貫中的問題，也不會是《三國演義》的問題，而該說是「朱鼎臣本」的問題才是。

復次，除了「朱鼎臣本」以外，我們再以一個「葉逢春本」（明嘉靖廿七年，公元1548年）來說明。原來「葉逢春本」也是屬於《三國志傳》系統裡的一個早期版本，現於西班牙皇家愛思哥利亞修道院圖書館有藏本（參見傅隆基《古老大地上的英雄史詩三國演義》，中國，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p.36），它在時間上早於「雙峰堂刊本」逾四十年，但是該書上還是題有「東原羅本貫中編次」字樣。以上在在說明張君的質疑是有待商榷的，因為上提的這些版本和「黃正甫刊本」相若，並同屬於《三國志傳》系統，但是它們都題明了作者為羅貫中。

張君在其報告中尚曾提出兩個有關書中部分情節的問題，一是就書中〈關雲長水淹（渰）七軍〉一節，他提到龐德的「驍將伍伯」到了嘉靖本《三國演義》卻變成「驍將五百人」，而「伍伯」其實才是對的，因為所謂「伍伯」實為一種官職，而嘉靖本可能將其誤為「伍佰」；二是就〈張松反難楊修〉一節，其中關於《孟德新書》一事，內有「操令破板焚之」一句，由於在嘉靖本裡作「遂令扯碎其書燒之」，並有小字注提到舊本的「板」字的敘述失真，而凡此種種在「黃正甫刊本」裡都保持了原貌，於是他認為這就是「黃正甫刊本」是較早版本的鐵證。不過姑且不論張君的這些觀點有可能均是沿襲前人的見解，如前者早有柳存仁以發表於1984年的〈伍伯與花關索〉一文（收於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下冊，香港龍門出店，1997年）即曾予分析，而張君既然據說是為《三國演義》花了十四年的研究工夫（但是其時間尚晚於柳文的發表；所稱「十四年」係以拙文寫作時所見的時間計～請參見本文文末之【後記】），並屢次提及柳存仁的文章，因此問學認真的他未讀此文的可能性甚微；至於「操令破板焚之」一句因嘉靖本的原書原句旁有小字注至引起學者注意，故也早有多位學者曾予研究，所以這應該是張君根據其他學者所曾提出而未獲圓滿答覆的問題續作發揮吧。（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