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5/7

張志和 三國演義


(續前)
然而首先,「伍伯」和「破板」的問題畢竟不是為嘉靖本《三國演義》和「黃正甫刊本」所獨有的,如明萬歷卅三年「鄭少垣聯輝堂刊本」即是一例。它既是與「黃正甫刊本」同屬《三國志傳》系統,而在「龐德的『驍將伍伯』」和「操令破『板』焚之」兩節上也和「黃正甫刊本」內容相當,但是它是題有「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輝堂梓行」的字樣的。就此,我們不知道張君是否也能夠和考證黃正甫刊本」一樣,指出這個遲至明萬歷卅三年刊行的版本又是另一個「外新內舊」的版本呢?且以此引申,我們不明白張君何以獨厚於黃正甫刊本,並逕自指出它是現行最早的《三國演義》版本;或許張君願意進一步地把各版本重新做一番較為全面性的比較與研究後再做結論,然後才能讓者信服吧。

其次,關於「關索」的故事是否增添為書中的內容,原是考訂《三國演義》的版本及其年代時值得注意的線索之一。緣是1967年在中國上海嘉定縣城東公社發現一處明代宣姓墓葬,出土了一批明朝成化七年到十四年間(公元14711478年)的說唱詞話和傳奇刻本,內有《花關索傳》者,係由北京永順堂刊刻,內容是敘述關索(傳說是關公第三子)一生的故事(包括「出身」、「認父」、「下四川」、「貶雲南」四段經歷),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關索其人在嘉靖本《三國演義》裡不曾出現,但是在「黃正甫刊本」裡卻沒有缺席,且其經過倒是和清朝的毛本《三國演義》(出現在第八十七、八十八和八十九回)有些相似;而若就嘉靖本和毛本的因緣關係來看,顯然關索之其人其事是後來才增添上去的。只不過是「黃正甫刊本」裡雖有關索出現,但是它和鄭少垣聯輝堂刊本」裡有大段關索的故事相較下,顯然情況又有不同。由此參差,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伍伯」和「破板」就是「黃正甫刊本」早於嘉靖本《三國演義》的證據,那麼「關索」之事又能否說是嘉靖本《三國演義》早於「黃正甫刊本」的證據呢?對此,張君的大作裡付之闕如。

張君又指出羅貫中的朋友(亦即《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只說他「樂府,隱語,極為清新」,但是並沒有提到他寫小說,於是張君就懷疑羅貫中之為《三國演義》的作者之說是偽託的了。然而羅貫中的朋友沒提到他是小說家,其實並不等於否定他是小說家,故何足以以此當成論述的任何證據呢?再如目前在學術上有人認為《水滸傳》之最後版本的原型可能是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共同完成的,就此,那麼是否張君也該順便提出質疑,畢竟羅貫中的朋友既沒說他寫《三國演義》,同時也沒說他編《水滸傳》啊!事實上「小說」在古代中國文人的心中並非「上流」,因此傳統小說的作者、編者(如馮夢龍、《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等)多以化名、別號行世,或者干脆不署名,而有如《盪寇誌》的作者俞萬春一般大書自己姓名者是絕無僅有的,原來俞萬春在《盪寇誌》一書中幾乎把他心目中的梁山泊「盜匪」消滅殆盡,可以說,是他那站在為「官方」說話的立場令他毫無顧忌地署名於書上吧,此乃少數情況之一例也。至於張君所謂書商為了賣書獲利而偽託小說的作者為羅貫中云云,這是想當然爾的情節,尚欠事實根據。

有基於此,羅貫中的朋友只說他會寫極為「清新」的樂府、隱語以及雜劇而未談不外是屬於「小道末流」的小說有如《三國演義》者,且本著「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之義,想來這也是不必意外的;至於《水滸傳》由於曾經成為官方禁書,故如果有人不敢言及此者,這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其理由就更不必多作解釋了。以上,誠如學者章培恆說:「弘治以前還是一個輕視通俗小說的時代(這在今天已成為學術界所公認的看法),因此,即使當時確實沒有一種文獻提過它,也不並意味著它在當時不存在。例如元代至治刊的《三國志平話》、至元刊的《三分事略》、成化刊的《花關索傳》等說唱詞話,都有實物為證,但明代那種文獻曾提到過它們呢?」(見章培恆《獻疑集.關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注的作者》,中國長沙,岳麓書社,19931月,P.151)自有其道理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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