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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日】明智憲三郎著，任鈞華譯《揭開本能寺之變400年謎團－顛覆勝者的史觀重新解讀一夕改變日本歷史軌跡的軍事政變》



世人每將「第六天魔王」織田信長之死（即「本能寺之變」）視為日本戰國時代最大的謎，且它影響日本歷史甚鉅，不過此事既是迄今仍然有許多異見，本書所提出的新論似乎也未能一舉推翻目前一般較流行的世論通說，而那種感覺，就好像中國的研究者對「《金瓶梅》的作者是誰」這問題紛紛提出的各家「新解」一樣，反正就是碰觸了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吧，但是想要建立「一統天下」的論證則畢竟是困難的，令人難能充分信服。

本書書名所謂「揭開本能寺之變400年謎團」是何意呢？請看作者以下陳述足可一語道破（見p.152～154）：
「（明智）光秀的領地一直到最後仍在中心地帶，便是其深獲（織田）信長信賴的證明。但按照織田家的長期政權構想（按：指「入唐」，即入侵中國），沒收光秀領地並將其改封遠地已成定局，身為信長親信的光秀自然比誰都還要清楚這個事實。
改封遠地意謂（味）著光秀辛苦建立的家臣團會遭到截斷與弱化。……
要是放任信長統一天下的事業讓它發展下去的話，總有一天一族會滅亡。必須在一族步向衰途前儘早阻止。從征伐（四國）長宗我部開始，然後是改封遠地，最後再朝向中國大陸。不管如何一定要想辦法為這一連串的計畫劃下休止符，這就是光秀謀反的動機。」

準此，談到明智光秀謀反的原因，本書作者認為是他擔心織田信長「入唐」（征伐中國）後，將他的領地遠封至中國，造成他的家族與家臣遭到「截斷與弱化」，因此決定先下手為強，殺死信長，以保「家族安泰」。於是他利用「信長授命他領兵前來除去原本受召至本能寺與信長會面的德川家康」（？）之機會，乘機反戈殺掉信長，一場「敵人在本能寺！」（註1）之轟轟大戲遂告不免。

只不過是作者也承認所謂織田信長企圖「入唐」之說，目前「日本國內並沒留下具體揭示其宏大構想的史料」（見p.144），而是見於當時在日本的葡萄牙傳教士佛洛伊斯所彙報的《一五八二年日本年報增補》及其著作《日本史》。原來當時正值西方「大航海時代」，耶穌會來日的高級神職人員（視察員）范禮安想必與信長討論過國家戰略，而其現場翻譯者即為佛洛伊斯，理當共同與聞此事，進而在後者的著作中透露了信長企圖在統一日本後興兵「入唐」的訊息。於是依照作者所說，日後發生之明智光秀發動「本能寺之變」，即是導因於信長這個戰略構想。

問題是「本能寺之變」發生時，事實上佛洛伊斯本人身在九州，而且是在四年之後才來到畿內地區，因此他的若干記載也只是「據人們所言」而已（本書作者也承認這點，見p.202）；至於能夠將信長末日的經過告訴耶穌會人士者，作者認為唯有「彌介」（信長的黑人隨從，當時幸運從「本能寺之變」中逃脫出來，得以保全性命）一人有此可能，然而「彌介」的日語能力與是否能正確傳話並非不受質疑（見p.199～201），這一切說明的是作者所依循的耶穌會人士之記載是要打折扣的（且就某個意義來說，其「直擊度」與「臨場性」還不如英人呤唎的《太平天囯親歷記》），畢竟就算信長果真有「入唐」的遠圖，而作者又從各方羅織了各項資料，包括對《愛宕百韻》中光秀詩句之考證、信長將對四國的長宗我部氏用兵……等，但是種種敘述只能說是止於某種「歷史推理」，實則還不足以構成直接證據去推翻舊說。

作者另一個盲點或許可以從織田信長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來理解。根據世論通說，信長在本能寺遇襲時一開始還不明究裡，但是一聽說殺來的是明智光秀所部，他說的話是「是非に及ばず」，或可譯為「那就沒辦法了」（見p.10，洪維揚序，此說同時可見於坊間之各種日本戰國史專書～請參見註2）。那麼請想想，如果根據作者所言，信長原本是叫光秀來襲殺德川家康（見p.171，雖然事發時，家康本人尚在堺遊覽，還沒到京都本能寺），那麼當信長聽到光秀卻來攻殺自己時會說出「那就沒辦法了」這樣的話嗎？他在訝異之餘，難道不會想與光秀（或是光秀手下）對話，而把事情弄個清楚嗎？顯然他心知肚明自己與光秀已有矛盾多時（卻不相信光秀有膽子敢造反），而眼前只是因為自己一時大意，未能設下重兵為己防衛，以至於被光秀所乘，因此所謂「那就沒辦法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發的感嘆吧！否則又該如何解釋呢？

本書作者顯然用功甚勤，參酌了大量的古籍與資料並予以引用，不過筆者認為一個不小的問題是他往往只相信對他的論點有利者，而凡是與他所預設的「結論」相違背的記載，一概斥之為歪曲、無稽而予以詰詆、摒棄（即如他一再說後世許多說法乃是源自於羽柴秀吉命人撰寫的《惟任退治記》及太田牛一《信長公記》……等書的記載，日後逐漸演成多數人所持的定說，不過就筆者個人管見，羽柴秀吉重視的是張揚自己的功業，但是似乎並未醜化過他的幾位對手，包括德川家康、柴田勝家、織田信孝、織田信雄，乃至毛利、上杉、伊達、北條……等皆然，對明智光秀同樣也不曾貶低其人格，而後世對光秀也多半持同情態度，並未以「奸邪小人」視之，怪也只怪信長自己，就像「關公大意失荊州」一樣，自信過度了），這樣的現象處處可見，似乎有違治史者該有的公正態度，而公正的態度，在企圖做翻案文章之中特別重要，至於在史學方法上又是不是能通過檢驗，當然那又是一個問題，連帶地，本書企圖「揭開本能寺之變400年謎團」並進而超越舊說之目的是否能達到，筆者個人是十分懷疑的。

【註1】雖說光秀當眾宣布「敵人在本能寺」，但是本書引用資料指出光秀手下的士兵本城惣右衛門曾留下記錄，說他們當下還以為要去攻殺的人是德川家康（見p.163～164；另外據說有位「江村專齋」的著作中也有信長欲殺家康的近似說法～見p.166），而也或許正因為如此，更讓作者深信己說，認為光秀其實是要殺信長，卻以要殺家康為幌子而瞞過自己手下，畢竟要殺家康，據作者所說，原本還是出自信長本身的命令。

【註2】本書作者說信長的遺言是「無關是非」、「無可奈何」（取自太田牛一《信長公記》，至於牛一的說法則據說是來自他本人於事後向信長身邊劫後餘生的侍女打探當時的經過），其語氣與一般認為的「那就沒辦法了」相差不多（見p.192）；不過他另外又引用西班牙人吉隆《日本王國記》的說法，說信長的遺言是「我這是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見p.193），由於後者已經不知是第幾手的資料了，乃「根據傳聞」而作（見p.194），且事隔已有十年之久（見p.199），又豈能做得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