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日】加藤廣著,曹宇譯《信長之棺》

信長之棺

由於作者在書末的「後記」處表示本書是以「歷史推理」的形式創作的,讓人想起目前只要提到「歷史推理」,總是讓人思及英國作家約瑟芬.鐵伊的《時間的女兒》(註)一書,因為它一直被視為歷史推理」的名著。不過筆者個人認為這本《信長之棺》在「歷史推理小說」的成就上遠超過鐵伊的《時間的女兒》,理由是它有以下長處:
A﹞情節引人入勝,「張力」大到讓人必欲一口氣讀完後始得釋卷。

B﹞透過出色的譯筆讓人感受到原作者感性的筆觸,而心中為之震盪。

C﹞不時透露了許多與傳統說法有別的異聞、秘史(包括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出身家世,還有桶狹間之戰的「真相」……等)。讀者雖然明白它們可能只是稗官野史的性質,但是卻也讓人感到有宛如「翻案文章」的趣味。

D﹞作者有意無意地一再指出「史書,就是這麼回事,由勝者決定」(見p,.278,意思是歷史不過是勝利者所寫的記錄~全書不只一處有這樣的表示,不過他甚至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罪過」」(見p.279),就似乎就有些過重了)不啻碰觸到了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觀念,整個過程啟人深思。

然而雖說如此,本書畢竟不是完美,而是有許多缺點的,以下是筆者個人的看法:

A﹞巧合過度
先是有位專賣筆墨紙張兼販售史料資訊的筆屋源兵衛送給太田牛一(本書主人翁)一位侍女阿楓(即紗耶、多志,本係豐臣秀次的臣屬前野長康手下之一名女忍者~見p.175),說是要給他當「活的史料」(見p.182),其實是要她來偷抄書的(見p.256),不料最後竟然由阿楓引出一連串關鍵人物(包括總兵衛、四郎、葉屋權兵衛,乃至於清玉上人的身份及其當年的事蹟等),進而終於揭開「織田信長的遺體何在」的歷史之謎,這樣的巧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B﹞歪曲史實
雖說是小說,但是既然是歷史小說的性質,理當受到史實一點最起碼的制約,否則恐怕就流於荒唐了。本書作者推崇織田信長也就罷了,不過他為此而貶損豐臣秀吉的一些說法就有欠公允,例如他假書中人之口說:
「……本能寺之變後,他(按:指秀吉)好像換了一個人,將織田家族的男人全部殺絕,還把以茶茶為首的三個女人弄成小妾。……」(見p.372
(按:指秀吉)殺了信長公幾乎所有的孩子,當然會有因果報應。」(見p.380

上列說法與事實不符,因為史載織田信長有11子,其中除了長子信忠與五子勝長也死於「本能寺之變」(地點是二條御所)故在此不計以外,其實只有織田信孝在清須會議後不久二度興兵失敗並被迫令切腹(實力強大的秀吉對他算是相當寬容,所以他才有二度領軍對抗秀吉的機會;據說下令叫信孝自裁者甚至是織田信雄),
另外織田信雄曾與德川家康聯手對抗秀吉但是後來又與之談和(信雄的後代一直到幕末時都還維持著大名身份,延續織田家的血脈),
其餘秀勝、信秀、信高、信吉、信貞、信好、長次七人,既沒有遭到秀吉的毒手,也沒有遭受迫害(這些人有的是秀吉的養子,有的是秀吉的部下,有的獲得領地,有的是茶人……),而像作者這樣把豐臣秀吉說成有如冷血背義的滅族殺手,可說是不懷好意的造謠了。

至於說秀吉「還把以茶茶為首的三個女人弄成小妾」,不知這「三個女人」是指誰呢?如果是指「茶茶、阿初、阿江」三姊妹,史實是秀吉是將茶茶納為側室(即淀君)沒錯,但是日後她生的兒子秀賴成為秀吉的繼承人,「正統地位」崇高;其他兩位也未被他「弄成小妾」-其中阿初在秀吉安排下成為大名京極高次之妻;阿江則經歷了與夫離異、夫逝後三嫁給德川秀忠,最終成為江戶幕府的二代將軍之正室夫人。

筆者對豐臣秀吉這位被不少人稱為「陰謀家」之歷史人物不懷好感,但是總覺得「史實」的部分不該因為任何著書的作者之個人好惡而受到扭曲,否則只是淪為亂罵一通而已,無法得到真實面貌。

C﹞尷尬的祖孫戀
本書主人翁太田牛一年過七十,卻和一位年紀輕輕、不到卅歲(見p.175)的侍女(實為忍者)結合並且還使她懷孕,那麼,除非歷史上的太田牛一在七十歲左右時確實有一位年輕又為他懷孕的侍妾,並且在與他相當的那個年代時最好也確實有一位年近百歲左右的「總兵衛」(註:他在書中是阿楓的祖父,高齡九十八歲~見p.296,這樣人物彼此之間才兜得起來),否則這樣的安排實在是讓人覺得彆扭無比(尤有甚者,書中的牛一竟然還懂得自嘲和那位他所討厭的好色秀吉一樣~見p.249,但是這又如何呢,反正讓人覺得這樣的安排就是非常勉強,算是讓人看不出真正用意的無聊情節)。

D﹞邏輯難題
本書談到方當秀吉奉信長之令出征中國地方之際,明智光秀參加了一個在愛宕山的詩會,當時光秀的詩句裡其實並無反意,但是秀吉和黑田官兵衛卻合謀將它改寫(即將「したなる」改寫為「したしる」~見p.9192),進而在日後被宣傳成他流露叛亂意圖的證據,因為光秀果真在寫詩後之三天內就發動「本能寺之變」。然而,若此論為真,筆者覺得這樣就很奇怪了,因為如果光秀的原詩中其實並沒有任何反意的顯示,這就意味著就算秀吉很快地就獲悉光秀的詩句內容,則也是根本沒有任何意義的,否則他是憑什麼判斷光秀即將叛變,並且遣人立即將本能寺裡的「地道」封住,然後一連串的「信長之謎」就此發生?我想,這能說是一個邏輯上的難題嗎?

E﹞其它
本書尚有些前後不一的矛盾與令人難以接受的敘述,舉例如:
p.34說「織田家信奉法華宗;而農民們不管受到怎樣的鎮壓都堅持信奉一向宗」,但是p.83卻又說「……出於教訓法華宗的目的,信長公施展謀略,讓法華宗在辯論(按:指「安土宗論」一事~見p.140中一敗塗地……辯論後,信長公一口咬定法華宗輸了,派人將京都地區法華宗各寺廟的近千僧侶流放……」問題是既然前面說織田家信奉法華宗,為何後面說信長反而要讓法華宗在辯論會「一敗塗地」,並且一口咬定是它輸了呢?殊難理解。

p.153說豐臣秀吉身上發出來的臭味是不是口臭,而是「從五臟中飄散出來的味道,是肺癆患者特有的臭味」,但是p.158卻又說他有口臭,前後不一。

p.107說牛一在慶長三年「三月下旬」拿著已完成的書稿前來伏見與大山伯耆守見面,但是言談中卻說「但是,到了四月,太閤大人突然說不要這塊地(按:指京都四條坊門以北之地)……」(見p.203),似乎作者是忘記正確的時間安排了。

p.233說:「雖然那是自己賣掉的,內容中也有許多差強人意的地方,但想到如果戰事一開,學問所就不可能安然無恙,牛一就坐立不安。」觀其前後文,文中所謂「差強人意」的真正意思應該是「不如人意」吧(成語誤用)?

p.235說:「真假的區分是很玄妙的,就算著作中夾雜著虛假的內容,只要用心撰寫,後世的讀者就可以原諒,肯定會比告訴真相更讓他們感動。」咦,作者此論莫非是鼓勵「用心作假」可以原諒嗎?實乃大謬不然。

……

最後,再次談談前面已提過的作者對他的「信長公」推崇備至一事,他在書中說:
時至今日,我依然認為信長公擁有一種超越善惡的魅力,這是我執筆的動機所在。……
那種心境,怎麼說好呢,就像是對高山,沒有畏懼,只是心無雜念地憧憬。對信長公,不能按常人的方式考慮。他的身上有些東西,不能用好惡、善惡來評判、論定。……他們會把信長公罵成殺人魔王和天理不容之徒。但是,不管缺點有多大,他的長處太出類拔萃了,絲毫不影響他的偉岸、高大……
……為了這個國家,我們還需要信長公。(見p.326

那麼,所說的「這個國家」需要「信長公」做什麼呢?原來,「膜拜信長的太田牛一以「金平糖」和「曆法」兩事,死心塌地推崇信長。」(見p.397)而其意義,前者是說日本連西洋的「金平糖」(其製作方法較特殊,據說日本在牛一的時代約百年後才製造出同樣的糖果~見p.143)都做不出來,更不要說是大炮、鐵船之類的犀利武器了(見p.328);至於後者,書中的牛一提到自己在寫書時因為當時日本各地域使用的「曆法」不同(包括大宮曆、京曆、南都曆、伊勢曆……等~見p.328)而造成各個記事在日期上可能有異的困擾,需要做調整,而「觀象授時」(意指根據天體觀測的正確數據授發曆書~見p.329)自古以來就是帝王的職責,也是帝王權威的象徵,而這方面的成果,日本遠比中國與西方落後很多。對這一切,信長都注意到了,因此他要做的事就是改革,顯然作者企圖以他所認為的「大格局」之方向去做評價。

筆者認為作者的感嘆雖然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對讀者如我來說,總覺得織田信長若能統一天下,那麼如果他對外為了使國家強大而去學習西方的船堅礟利,對內為了宣示權威且方便統治而去頒發曆法,那麼光是這樣是不是就能夠連結上作者所說的「偉岸」、「高大」、能夠「超越善惡」又讓人「有如面對高山」呢?在此無法確定,只能說至少我個人是沒有這樣的感覺(似乎作者筆下的「大格局」之構建在此稍嫌不足),倒反而是織田信長自稱「第六天魔王」,殺戮成性,諸般令人髮指的暴行還包括斬殺婢女及寺廟住持、圖謀兄弟(見p.340)、鋸人頭顱(見p.354)、將敵人頭骨當成器皿的內容添加物(見p.269)……之類,讓人很難忘記,偏偏作者一心只想使其形象高大完美,且一旦說起屠殺,就彷彿有意無意地提醒讀者那位豐臣秀吉也曾經將關白秀次賜死,並將其妻孥共卅幾位一併斬殺於三條河原(p.278)一事,直是把這個事件和信長的殘忍拉上掛鉤,至於信長屠殺的規模、次數、對象、原因等和秀吉相比如何則不予考慮,這一切對我來說,就是很難讓人「服氣」,或許作者在書中說牛一曾經「完全陷進了傳記作者難免的窠臼-過於熱愛和敬重所描寫的人物」(見p.167)正恰恰也是作者自己的寫照吧?

另一個角度是,如果作者不管信長屠殺的暴行(他可能沒有聽過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中國古訓-這檔事究竟算是大格局還是小格局,實在是有點說不清楚了),只專注於「國家」這個視野,而信長又是照他說的偉大到「不能按常人的方式考慮」、「不管缺點有多大,他的長處太出類拔萃了」、「他無疑比任何一位英雄都更傑出(見p.96)」,這又讓人似乎聞到一點注重「個人崇拜」的「法西斯主義」的味道,這樣就很危險,彷彿魅力無窮的「信長公」一人就是「大我」,其他人則通通都是可以犧牲、也應該犧牲的「小我」,因此不管多少人被他殺死或為他而死也都是微不足道的,問題是倘言及對「國家」的貢獻,顯然為作者所厭惡的秀吉(作者將他形容為「天性奸猾」~見p.274)之歷史功業在他眼中又是如何定位:
A〕統一天下
B〕施行太閤檢地和刀狩等政策
C〕強化兵農分離政策
D〕確立身份制度
E〕統一度量衡
F〕建立大坂等大都市
……
這一切大概就只有作者自己知曉了。析言之,如果他不認為這是秀吉對「國家」的貢獻,那就不用多說,否則如果他肯定信長對「國家」有貢獻,那麼秀吉對「國家」的貢獻是不是也該同樣獲得肯定?如果照作者說的,這個國家需要這位對「國家」有貢獻的信長,那麼這個國家是不是也同樣需要另位對「國家」有貢獻的秀吉?總不能說只因為信長喜愛西洋事物(過去還曾用西洋槍支打敗武田家,嚐過甜頭),於是這樣的「大格局」就該受到尊崇,其餘者則通通打進歷史垃圾堆的角落,可以說,如此評價在我看來是有欠公允的,而用以代之的是應該把這兩位同樣都有光明面和黑暗面、有大格局和小格局的歷史政治人物以更全面的角度來觀察與看待才對。

本書作者末了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H.卡的名言:「所謂歷史,就是歷史學家和事實之間一種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今昔之間的一種無盡對話。」(見p.396)並自稱就是這句話啟示他去追查歷史謎案的動機。筆者在此將之抄錄於此與讀者分享。

【補充1】本書封面上說的「出版當月,狂銷170,000」(17億),這個數字有如天方夜譚,有待改正。

【補充2】本書的正體版由遠流出版(譯者不同)

信長之棺  2

,目前(
2016)在市面上已停止販售。日後遠流若再重新出版,筆者將購入再次一讀。

【註】關於英國作家約瑟芬.鐵伊的《時間的女兒》之論述,請參考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3433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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