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1/7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有關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傳統上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它是「士族」(以司馬家為代表)與「寒族」(以曹家為代表)之間的鬥爭,代表意見如學者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雲龍出版社,1996/09初版二刷)中所說:
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不同的。不同處是:河內司馬氏是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譙縣曹氏則出身於非儒家的寒族。魏晉的興亡、遞嬗,不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

文中並且說:
司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強民的支持。曹操對豪強是抑制的,《三國志.魏志》一〈武帝紀〉記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併之法,百姓喜悅。」……袁紹父子的失敗也就是豪族的失敗,但只是暫時的失敗。他們在找到了司馬懿父子之後,都支持司馬懿父子與曹氏鬥爭。……西晉政權的出現,表明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晉政權是儒家豪族的政權,政治社會道德思想與曹操時期不一樣了,與曹操以前的東漢,則有相通之處。西晉統治者標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來維繫名教秩序的道德標準。而豪族與儒門是同義詞,因選舉變成「門選」。門選起著鞏固豪族統治的作用。唯才是舉的時期過去了。又因西晉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節儉的時期也過去了。司馬晉與曹魏的統治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

最後文中結論說:
……劉備雖自云漢朝的宗室,可是淵源既遠,又不能記其世代之數,實等於寒族。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後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以故蜀漢與曹魏施政之道正復相同。吳國的情勢則大大不然。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鬥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從而組織起來的政權。故孫吳政治社會的勢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以故孫吳與西晉施政之道又有類似之處。……魏統治者的社會階級為寒族,非儒家。與之相同的是蜀國的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為服膺儒教的豪族,與之相同的是東漢、孫吳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相承的。……從利弊來看,魏與蜀國的政治勝過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的政治。」(以上見原書p.133

依作者之意,所言「儒家貴族」是指「士族」之司馬家,與此相對者則為「非儒家的寒族」之曹家。不過拙見認為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只是兩姓之爭,也就是性質上單純地只是兩家之間的鬥爭,而不是某種「階級」或高於兩姓以外的「群體」-如所謂「豪族與寒族」、「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或任何地域團體之爭。在此試論於次。

◆「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發端
談到司馬氏遷鼎於魏室,一般人通常都會很自然地先想到司馬氏懿誅殺曹爽集團之事,並把司馬家的奪取皇位自該時算起,如《晉書.宣帝紀》即說:
「(東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這段記載不但廣為後世所知,而且讓人感覺直是把司馬懿「創業之始」和所云「高貴鄉公事」視為一個系列性的奪權行動。其實司馬懿事魏經歷四主,不僅有破孟達、拒諸葛、擊馬岱、定遼東等戰場之功,並且兩度為顧命大臣,終生為魏奉守臣節。誠然他曾經對曹爽勢力大開殺戒而令人髮指,但是他和曹爽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經歷了有十年之久(公元239249年;今本《三國演義》只用了短短的相當於一回(兩個「半回」)的篇幅來記述這兩人之爭,可能讓有些讀者感覺不出這段時間之長),初期曹爽對司馬懿還「恒父事之,不敢專行」(見《三國志.曹真傳》附〈曹爽傳〉),後來才漸漸改變態度,卒成水火不容的政敵,直到高平陵事件後才定下勝負,其間司馬懿甚至必須以偽癡裝病的手段才得以欺敵、免禍,可知這個鬥爭的過程對他來說是一個凶險環生的生死關頭。

因此,司馬懿在情勢抵定後對曾經有可能致他於死命的政敵夷滅三族,說起來,這乃是心存報復的他表現出殘酷毒辣的一面(雖然我們也可以想到,假使之前手握大權的曹爽想對他開刀,則是否可能換成是司馬家被滅三族猶未可知),但是是否因此就等於是他蓄意要奪位於魏呢?事實上在現存史料中找不到證據可以顯示他殄滅政敵曹爽、王凌等的目的與日後司馬師、司馬昭之所作所為明顯是為了「自作家門」以進而覆魏一樣(司馬懿於嘉平二年,即誅曹爽後一年,受天子之命在洛陽立宗廟,此事較為可議,但是仍非意欲篡位之直接證據),所以後世之人有「魏篡漢,其惡在父,晉篡魏,其惡在子,是不可以不別」(註1)的說法,這與今本《三國演義》的改訂者-清朝毛宗崗說的「(曹)操之事皆(司馬)懿之子為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為操之事也」意見一致,可見世人對司馬懿與曹操,乃至於司馬懿的父子之間的行事作為還是有所區分的。

故所謂「司馬氏與曹氏之爭」,追根究底,其發端只是「司馬懿與曹爽之爭」,畢竟司馬懿不但沒有積極反抗曹操或與曹丕、曹叡、曹芳搶奪皇位,他在曹叡死後之所以能參與輔政還是因為孫資、劉放在曹叡臨終「氣微」時進讒言以排除其宿敵曹肇、秦朗等而登上台面的,並非自己汲汲營求所致;後來如司馬師一般的廢立皇帝之舉,他也不曾做過,更不要說是像司馬昭那樣甚至直接或間接地害了當朝皇帝(曹髦)的性命。即使他和曹爽之間的鬥爭之結果直接關係到司馬氏與曹氏的盛衰消長,從而被他的子孫利用來當做爭奪皇位的有利形勢(整個情勢遂由個人之間的政治鬥爭演變成帝位之爭),但是這不等於可以據以直說他一開始就是存心要推翻魏室,特別是也不能說他對曹爽的鬥爭,是「豪族與寒族」或「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間的鬥爭。以上,這個立場是筆者認為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只是「兩姓之爭」的一個認知上先行的前提(1/7;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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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見近人周大荒《反三國演義》第卅八回末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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