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5/7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續前)
◆所謂「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爭及其它
前面已談到將曹氏與司馬氏的分野設定在「豪族與寒族」、「儒家與非儒家」未見恰當,連帶地所謂「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爭的說法也難以成立。筆者想到另一個問題是所謂「儒家」,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其意義應該是十分明確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尊孔尊儒,像前面提到的「博學洽聞,伏膺儒教」一語雖然簡單,但是也足夠去描繪出一個尊奉儒家者的典型了。不過世人每謂魏晉玄學的開始蔚為時尚,乃是以何晏、王弼為關鍵人物的,同時它在魏晉之交時也算是新興的一門學術思潮了,而所謂玄學者,除了何、王所重視的《老子》《易》(後來則又有向秀、郭象等加入《莊子》)外,同時也有研究說它是「儒學倫理與老子無為學說之結合」、「儒學與老子無為思想相結合而形成的玄學政治模式和儒學與莊子逍遙思想相結合而形成的玄學人生模式」(註30),可知其「清談」之中往往是兼有周易、道家與儒家的內容;且即使何晏、王弼既為玄學大家,但是他們並不公開主張廢棄禮法,而在玄學的發展過程中,有些理論甚至還被視為「老莊為體,儒學為用」(或稱為「自然為體,名教為用」,二者意義相同)(註31),因此筆者懷疑凡是當時被後世界定為「玄學」的名士,旁人(或甚至是部分當事者本身)對誰是「純玄學」、誰是「純儒學」的問題是否個個都很清楚呢?

說起來,玄學的思想開端可見於兩漢時代(只是當時之談「玄」者,在內容上與魏晉玄學未必相同),魏晉時人或稱之為「玄理」、「玄遠之學」等,但是「玄學」一詞則是始見於西晉史載(見《晉書.陸雲傳》《晉書》出自唐人之手,但是彼於編撰的過程中曾參考了大量的魏晉資料,自無疑義),直到南朝宋文帝時還與「儒學」、「文學」、「史學」三門學科「四學並建」(見《宋書.雷次宗傳》),此乃後話也,然而對玄學初興時代的名士們,難道我們從其人是否「行為曠達疏放」、「發言玄遠」、言談偏重「自然」而不重視「名教」等為線索就可以準確地判斷無誤並立下分界了嗎?

在此再次以前面提到的、最具代表性的「琅邪王氏」為例,才說它是「累世之美」的儒學世家,可是到了東晉卻又變成「典型的玄學士族」,且主要人物王導甚至被視為「玄學政治的開創者」(註32),說起來,琅邪王氏一直是公認的士族大姓,但是在文化的歸屬上是儒學、是玄學,還是儒玄雙修,一干相關的界定恐怕不少是出自後代之人的,而這些界定又往往是互見參差而難有嚴格標準。因此筆者猜測是否有可能,所謂「儒家」與「非儒家」的界定到了魏晉時代(尤其是西晉以前)的「名士」,要作涇渭之分似乎並不容易,而玄學、儒學思想在各人身上的體現也不盡相同。故若有人仍然堅持「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說,那真不知道這樣的定義對魏晉時代幾多由儒學朝玄學轉型的名士們還能成立嗎?而當日後玄學再轉向與佛學結合後,名士們又是否仍然都還堅持「玄學」(尤其是正始時期、竹林時期、西晉時代,乃至於東晉前期的玄學)?對傳統的儒學又是否真的棄而不顧了呢?這似乎是有待思考的。

再者,筆者注意到前引萬氏之書原文前面說:
西晉統治者標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來維繫名教秩序的道德標準。而豪族與儒門是同義詞,因選舉變成「門選」。

但是在後面卻又說:
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鬥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

問題是如果「豪族與儒門是同義詞」(依原作者之意,像雖然號稱是漢代皇室卻族屬疏遠的劉備、歷世為法家的諸葛亮皆不屬之),那麼為何在東吳中所謂「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鬥力之『豪族』」卻又「不以文化見稱」呢?可見所謂「豪族」一詞,在作者的觀念下似乎仍然不無定義上的空間,特別是如果他認為「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相承的」,偏偏其中孫吳之出身,陳壽曾在《三國志.孫破虜傳》之評語中說孫堅「孤微發迹」,其不預士流可知(註33),而彼於起兵討伐董卓時也只能從於袁術,復佐以到了曹丕、諸葛亮、孫權之「後三國時代」,魏漢吳三方勢力的用人標準俱全面向門閥世族靠近之事實以觀,那麼如果連孫氏這個本係「寒族」(或是作者說的「次等士族」也行)都能被說是與袁氏、司馬氏的「社會階級」相承,則何以獨薄於出身官宦之家的曹氏,而硬要說他們是「寒族」呢(試想,當年的劉邦也本是寒族平民,對儒者又相當輕視,甚至有「溲溺儒冠」之粗野舉動,相對地王莽其人則是出身世族大家,對儒家近於迷信的程度,那麼王莽篡漢,我等是否也可以將之解釋為「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勝敗問題呢,這顯然並不合理)?此誠令人難以接受5/7;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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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0陳明《中古士族現象研究-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初探》,文津出版社,p.202203
【註31】參見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
【註32】同註30p.178
【註33《三國志.孫破虜傳》注引韋昭《吳書》所謂「(孫)堅世仕吳」,此語曾被若干史家認為是「韋昭為修吳史不得不有的「虛美之詞」。本傳中說「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孫)堅無禮」有可能也是因為孫堅原係武人,又出身寒微,故不為王叡所重。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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