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木《回味三國－群雄爭勢》
【原文 p.61】「劉表本喜歡相貌與自己相似的長子劉琦，後劉表娶蔡氏為妻生次子劉琮，事情由此發生了變化。蔡氏為讓自己的孩子繼承劉表的位置，經常在劉表跟前詆毀劉琦，時間一久，劉表就開始疏遠長子。」
【指疑】作者說劉琮是劉表的蔡夫人所生之子，這或許是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不過查《後漢書．劉表傳》說：
「（劉）表初以（劉）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劉）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
可知劉琮並非蔡氏之子，而是劉琮娶了蔡氏之姪女為妻，故受到蔡氏的坦護與偏愛；如陳壽《三國志》也只說「（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見〈劉表傳〉）、「劉表長子琦，亦深器（諸葛）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見〈諸葛亮傳〉），但是從未說過劉琮為蔡氏之子。可知前引文作者之說並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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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e）
【原文 p.481】（《元史》部分，陳高華執筆）「《新元史》搜羅資料相當豐富，有不少可供參證的地方，「然篇首無一字之序，無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書宗旨及所以異於前人者在何處，篇中篇末又無一字之考異或案語，不知其改正舊史者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據者何書」。《元史類編》、《元史新編》、《元史譯文補正》、《蒙兀兒史記》都採取史文加注的辦法，使讀者便於查考，易於鑒定得失，這是一個好的傳統。《新元史》改變了這一做法，全書不注出處，不僅給讀者造成不變，而且降低了本身的科學價值。」
【指疑】舉例如《新五代史》（私撰）與《新唐書》（官修）乃繼《舊五代史》與《舊唐書》之後而推出，不知它們又有沒有做到前引文作者的要求，即全書「
採取史文加注」
使讀者便於查考，從而增加本身的「
科學價值」呢？由此推測作者似乎只是把
柯紹忞《新元史》和
邵遠平《元史類編》、魏源《元史新編》、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放在同一個高度，故難免有此言論（註）－雖然《新元史》如果真的名實皆足以和其它「廿四史」同列為「正史」之一，理論上讀者對它似應可以有更高的視野才是吧，而若要加注，就看以後它有沒有一位「顏師古」、「裴松之」、「李賢」……了，不是嗎？至於柯紹忞的另作
《新元史考證》又是否能彌補這個缺點，尚待更多元史學者來作探究與考論。
【註】事實上作者之說並非由他獨創，因為大抵坊間有關中國史學之專書中，凡是提到《新元史》的書籍多半持此論點，如中國學者
張舜徽《中國史學家傳》（大行，
10/1989初版）即說柯紹忞《新元史》「
所引用的新資料，都沒有註明出處，而且是採用歷代舊史的重修辦法，屋上加屋，卷帙浩繁，雖然他用力很深，但以後研究元史的人用他的史料，都深感不便。加以書首未有〈敘例〉，更看不出他著書的義例。……《新元史》能否是元代歷史或蒙古史研究的頂峰，國內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見
p.258）即是一例。凡此意味著《新元史》的史學地位似乎還有待更多的肯定以獲「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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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d）
【原文 p.281】（《南史》、《北史》部分，高敏執筆）「《南史．范縝傳》則增補了他（范縝）不肯「賣論取官」的一段對話，表現了古代唯物主義者的鬥爭精神與崇高品德。」
【指疑】誠然不願「賣論取官」聽起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作者卻將它和所謂「古代唯物主義者」（？）的「鬥爭精神與崇高品德」硬是拉上關係，讓人感到納悶。可以說，像這種意識型態式的牽扯讓人覺得「哲學」已經干擾了「史學」，殊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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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c）
【指疑】不知何故，原書p.223（《周書》部分，何德章執筆）幾度將公元紀年寫錯，如唐太宗貞觀三年當為公元629年，誤為622年；貞觀十年當為公元636年，誤為629年；貞觀廿年當為公元646年，誤為6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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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b）
【原文p.86】（《三國志》部分，高敏執筆）「經過裴松之注後的《三國志》，份量大增，只注文所引史料，就超出《三國志》正文數倍，從而使裴注的價值還高出《三國志》本身。……」
【指疑】有中國學者王廷洽曾在1983年發表〈應正確認識《三國志》裴注的價值〉一文，後來有另位學者崔曙庭在1990年又發表〈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一文，兩者都對《三國志》的本書及裴注作了字數的計算，結果所得的最後數字雖然彼此不全然相等，但是都得到《三國志》本文36萬餘字與裴注32萬餘字的結論，可知實際上陳壽的本書比裴注多出4萬餘字。
看來前引文作者所謂裴注「所引史料，就超出《三國志》正文數倍」云云只是襲用錯誤的舊說，其實是不正確的。再說作者說裴注所引史料「超出《三國志》正文數倍」，從而導出「使裴注的價值還高出《三國志》本身」之說也讓人難以認同，因為裴注的引文有些原是陳壽所不取者，而史料的價值也不能以「字數」來衡量，更何況裴注的內容更非全無疑義，所以陳壽本文和裴注兩者只能說是相輔相成，但是要說誰的價值高，誠乃見仁見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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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a）
【原文 p.63】（《後漢書》部分，周天游執筆）「就體例而言，《後漢書》創立了《皇后紀》。雖然范曄是以華嶠《後漢書》為藍本，遵從華矯「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晉書．華嶠傳》）的觀點，但他的主旨卻更存高遠……要人們正視「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巒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而「湮滅連踵」，「淪亡神寶」，卻不自知的歷史教訓，所以更具有警世的意義。……
范曄創設了《黨錮》、《文苑》、《獨行》、《逸民》、《方術》、《列女》六個專傳。……」
【原文 p.65～66】（《後漢書》部分，周天游執筆）「……又如謝承《後漢書》的體例，（范曄）也頗有所借鑒。據謝書佚文判斷，范書《東夷列傳》，毫無疑義本之於謝書。又據洪貽孫《史目表》所列謝承傳目，即有《風教》、《循例》、《酷吏》、《獨行》、《宦者》、《儒林》、《文苑》、《方術》、《逸民》、《列女》、《東夷》等……。」
【指疑】關於〈皇后紀〉，作者既然說范曄是「
以華嶠《後漢書》為藍本」，而華
嶠《漢後書》又有〈皇后紀〉之設立，則所謂「
就體例而言，《後漢書》創立了《皇后紀》」一語似乎顯得言過其實，因為范曄只能說是「襲用」（而非「創立」）了〈皇后紀〉而已，而這與他是否「
主旨卻更存高遠」並無關係。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其後。作者前面說范曄創設了《黨錮》等六個專傳，後面卻說他借鑒了謝承《後漢書》的體例（註：作者在文中另處亦曾提到謝承《後漢書》是繼《東觀漢紀》後的第一部私修「後漢書」，其時間比范曄《後漢書》為早），而後者所建的體例中至少就有〈獨行〉、〈文苑〉、〈方術〉、〈逸民〉、〈列女〉（及〈東夷〉）為范曄所「襲用」，所以如何能說它們是范曄「創設」的呢？說起來，或許將「創立」或「創設」之說改為「建立」、「增設」，並說明這樣的體例「在廿五史中乃是首見」，這樣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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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懋編《闖入歷史禁地－史實卷》
【原文p.227】（鳴弓執筆）「清高宗弘曆，整整做了60年皇帝，實在無心政事了，才禪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表面上，乾隆退居二線了，實際上，大政仍然由他決斷。」
【指疑】如果清朝乾隆皇帝是如引文作者所說「
實在無心政事」才禪位給太子顒琰而自己當太上皇，依文中所說，何以「
退居二線」後還要決斷大政呢？明顯矛盾。其實乾隆權力欲望強烈，且觀乾隆六十年二月，他曾因刑部對兩個小案處理不當而借題發揮說：「
不特朕未歸政以前，斷不肯任其矇混，即歸政以後，朕亦豈肯置天下之事於不問！維時若臣下等敢於嘗試，更當重治其罪，決不因歸政而稍存寬貸也。」（見《
清高宗實錄．卷一四六九》）此語足可說明他的不願放下權力的心態。
史料顯示乾隆禪位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讓自己的在位時間超越在位六十一年、為他深所崇敬的祖父康熙帝。他曾在乾隆六十年九月時對皇太后提及此事，後來在退位詔中亦明言：「
踐祚之初，即焚香默禱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見《
清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六》）。事實上他早在乾隆卅七年（1772）十一月時即向諸皇子表示，將於八十六歲時（即乾隆六十年）歸政，並於次年冬決定儲君人選，密緘而藏之；其後於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時在諭旨中復對群臣再次表示將在在位六十年時傳位歸政。後來時間到了，果然君無戲言，乾隆禪位給第十五子顒琰（即嘉慶帝）而自居太上皇。引文作者之說與史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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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運《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
【原文p.122～123】「修昔底德在其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書中，即寫入自己很多的想像。如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詞（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實際上沒有文獻根據，而是由他自己的想像當時伯里克利可能那樣講而寫的。利用虛構的演說道出輿論的大勢，是修昔底德的一項發明。以致虛構演詞說變成一種傳統，而史學流於修辭學的一支。史學家可以自出杼機，想像史事當時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予以創造，在中國這是極端不可思議的。英國19世紀史學家麥考萊（Lord Macaulay）曾激烈批評『希羅多德是一位可愛的傳奇小說家，修昔底德是最偉大的描繪全景的名家，但不是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反觀中國，記實是中國史學的最大傳統之一，其統歷數千年而不絕。此與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有極密切的關係。……」
【指疑】眾所周知，中國《史記》裡有多少出處不明的記述、言談、對話、歌唱等，有可能就是作者
「想像史事當時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予以創造」的，而它是第一部「正史」，其後有許多「正史」也不免多有此病（例如《三國志》裡的「隆中對」、「去梯言」……等，除了當事人外，有誰得與聞呢？能不說這是作者的聽聞或甚至是想像嗎）。中國的史書中有多少怪力亂神的記載，同樣也只是根據傳說或想像而已，如何能說是「
記實」（頂多就是記載了有此一說而已，但是它卻不見得是事實）？再者，自有官方的記史機構出現後，中國的「正史」是官方機構為前代寫的，又如何能期待它對史事有公正的立場與評價
，特別是中古以後，中國史官之記事不會受皇帝的影響嗎？「實錄」果真直筆記實嗎？因此，前引文作者之說
「想像史事當時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予以創造，在中國這是極端不可思議的」、「記實是中國史學的最大傳統之一，其統歷數千年而不絕。此與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有極密切的關係」云云，恐怕只能說是一廂情願式的溢美之詞，與實際況頗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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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日】片桐大自著，陳寶蓮、廖瑞雯、黃太華、鍾獻文譯《聯合艦隊軍艦大全》，麥田出版
【說明】對二次大戰時之太平洋戰爭（特別是日本聯合艦隊）有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敘述詳盡、不可或缺的工具書。書中對日本聯合艦隊的每一艘船艦的沿革、戰歷等作了相當詳盡的介紹，全書近720頁，其收羅之完整，為台灣國內僅見。
【註】相關論述請參閱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3435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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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吉甫《三國魔鏡－你所不知道的三國》（b）
【原文 p.74】「何晏的祖父是何進，是漢靈帝時殺宦官不成反而遇害的大將軍。何進的兒子何咸死後，遺孀尹氏被曹操（當時應為司空）納為夫人，所以何晏從小就跟在曹操身邊，在宮中長大。」
【指疑】說何進是「殺宦官不成反而遇害的大將軍」沒錯，但是此事發生時，漢靈帝已死，在位的是當時年僅十四歲的漢少帝劉辯。由於漢靈帝寵信宦官，何進要殺宦官在漢少帝時已經不容易，何況是在漢靈帝尚在位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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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吉甫《三國魔鏡－你所不知道的三國》（a）
【原文 p.13】「……另外根據《世說新語》的說法，曹丕所娶的甄氏，也就是袁尚的太太，本來曹操也看上了。曹操攻破鄴城之後，急著派人把甄氏給找來，不料慢了半拍，已經被曹丕要走了。」【指疑】文中之「
袁尚」當係「袁熙」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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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太守《曹操秘史：第三部．曹操終生不稱帝的宿命》
【原文p.339】「……曹彰……《三國志》認為他是病死的，《魏氏春秋》則認為他是被氣死的，……可信度不高的《世說新語》，則認為曹彰被毒死的。
曹丕最忌憚的就是曹彰……後來，曹丕又想害曹植，卞太后憤怒地說：「你已經殺了曹彰，不得再殺我的曹植！」那時候，曹植已被封為東阿王。
《世說新語》講的這件事沒根沒據，不是說曹丕不可能殺曹彰，而是為殺曹彰居然費這麼大的勁，實在不合情理。不過，這倒是可以看出，當時曹氏兄弟們的關係確實很緊張。」
【指疑】誠如引文作者所說，在學術上，《世說新語》之說尚無法引為信史，但是作者說「曹植已被封為東阿王」，此語也是錯誤的，因為根據《三國志．卷十九．陳思王傳》的記載，曹植一生的封號可考者，從平原侯至陳王為止，共計有十，其中「東阿王」為魏明帝所封，當時曹丕早已故世。相關內容請參考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8199287
另外引文作者說「《世說新語》講的這件事沒根沒據，不是說曹丕不可能殺曹彰，而是為殺曹彰居然費這麼大的勁，實在不合情理。」筆者認為《世說新語》之說固然沒有史書根據（雖然「曹丕害死曹彰」一事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不過因為曹彰是曹丕的親兄弟，而且又沒有明顯、具體的「犯罪」行為，當時他們的母親又仍然在世，那麼如果說曹丕（就算是貴為皇帝也一樣）需要「費很大的勁」才能害死曹彰，不知有何「不合情理」之處呢？因此我個人覺得這樣的說法似乎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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