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敏《史學方法》

【原文 p.192~194】「傅氏宣揭此項宗旨,言語堅定,信念絲毫不苟,即明確指出方向,並嚴格標示成規。望風承流著,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及解釋,即必動色相戒。等而下之,尤不免氾濫其旨,信口雌黃。如民國四十六年勞榦所撰一篇「歷史的考訂與歷史的解釋」,其中一面批斥解釋,一面又不斷自犯規條,亂加解釋。一面動色相戒,反對知來,一面又屢屢預言未來。茲略舉數處。如其開宗明義第一段話所謂:
『歷史的考訂和歷史的解釋,雖然同屬於歷史的範圍,但在不遠的將來,總會分而為一,其間的差異,也許類似天文學(Astronomy)與占星學(Astrology)終於同源而異流的情況。』
勞氏主要批斥解釋,文中尤嚴斥鑑往知來,而在此文中一開筆立論就預言將來如何如何結果,抑且此項知來結果,完全憑空宣告,而非根據科學推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該用何項科學公式,可以達成如此結論。又如他又言將來云:
『尤其重要的,是歷史學的將來,幾乎最大部分要建造在兩種重要的基礎上,一種是考古學,另一種是文化人類學。』
此語又宣告將來如何,且不論列,而謂史學最大部分建築在考古學人類學之上,真是大膽造謠。現今中外史籍累千萬計,曾有幾種合於其說?將來怎樣,則只有鬼知。不知勞氏根據何要科學程式得此結論。至於各學科獨有特性與問題,十分勞費言辯,尚須等候學界普遍思考。在此略為表明淺顯一點,史學知識基礎尚有比考古人類學更重要者很多,固不止考古人類二學可做基礎,如還相信需要經濟、法律、教育、軍事、政治、社會、統計、文學、宗教、藝術等學閒。當然可知史學最大部分決不可能只建築在考古人類學之上。再說史學所需處置之問題,決非考古人類工學所能承擔。史學自有獨立遭遇之繁難問題,其他各類學科均無法越俎代庖。勞氏又預言將來云:
『顯然的,考古學已被逼的走上了自然科學的路,而歷史學也將被逼的步上考古學的後塵。成為自然科學既非一種榮舉,也不是一種降格。而是環境的影響,學術的趨向,遲早得向這一方面去進展。』
勞氏此說,又是宣告未來,語氣斬釘截鐵,他如此信實堅決,勇邁果斷。究竟憑恃何項理論或公式推斷出將來有那樣結果?所謂考古學已經如何云云,與本題無關,可以擱置一旁。至勞氏說到考古學已經走自然科學的路,歷史學又被逼步上考古學的後塵。冉加上他所謂「成為自然科學既非一種榮譽,也不是一種降格」云云,如果不發生文字語氣解釋問題,像這樣一段話,勞氏基本宗旨在說明甚麼,是要推論歷史學將來也要走自然科學的路。所謂將來逼上考古學之路那一天,是指五天、十天、百天或五年、十年、百年?勞氏未列時間表。然而不論以前有否被逼,就依照勞氏所宣稱被逼那天算起,到今天也已逼了二十餘年。且不必考量科學觀點,逼之動力由何方向而來,逼之動量足何等數值,逼之頻度如何?即單單審問歷史學足否被逼上自然科學之路,史學界那位先知可以在今天作一證明?勞氏一面譏彈鑑往知來,一面又斷然預言未來結果,可說是自走戒律又自犯規條。一篇文章,矛盾累累尚且不說。像這種充滿信恃,宣告歷史學未來走上自然科學之路,偏使勞氏失望,迄今並未實現。這該怪誰?如果勞氏公開承認自己進言胡說,接受欺世之罪,尚不至於暴露破綻。如果勞氏堅持其推斷正確,預言正確,歷史學屢屢被逼而竟然抵死不肯走上自然科學之路。那該埋怨當代史學家們老不長進,只會口出大言,欺騙學界,欺騙世人,不能躬行實踐,所以只會說而做不到。這該讓整個史學界人士反省反省。如果稍有一分天良,也應該跳淡水河自殺,以贖其貽誤國家學術之罪。勞氏仍可以等待其預言實現之一日。」
【指疑】為文痛批其它書籍的觀點誠然不足為奇,但是王書(《史學方法》)應該是教科書性質,而在教科書中對他人如此指名道姓地「動色相戒」是比較少見的,其中特別是像所謂「當代史學家們……如果稍有一分天良,也應該跳淡水河自殺,以贖其貽誤國家學術之罪」這樣痛罵的激烈文字,頗有想幫曹操治癒「頭風」病症之概,可見作者似乎是「動了肝火」?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499)
▲王曾瑜《大家說歷史:王曾瑜說遼宋夏金》
【原文 p.170】「歸納個人的論著,一些重要的論點可列舉如下:
一、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治史有極大的重要性。考證當然是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其要領無非是祛偽求真,由表(現象)入裡(本質),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證固然需要邏輯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場合下,欲由表入裡,分清主次,那就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和運用。……」
【指疑】作者在本書最後的附錄裡留下這段文字,讓人覺得是一大敗筆。原來作者身為史學工作者,其本務是在「歷史」考證,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哲學」的範圍,那麼作者所說的「考證固然需要邏輯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場合下,欲由表入裡,分清主次,那就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和運用」,其言中之「表」、「裡」與「主」、「次」究竟各自為何呢?難道「治史」者應該以「哲學」為「裡」、為「主」嗎?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他說這是「在某些場合下」,那麼他又是指哪一種「場合」呢?真是耐人尋味。
說起來,以政治的意識型態來干擾史學,這就是讓依此所治之「史」難登史學大雅之堂的開始,而所謂「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以political ideology掛帥)對治史究竟有何真正的助益呢?中國傳統的史學大家們,信手捻來,如司馬遷、班固、荀悅、譙周、陳壽、司馬彪、常璩、袁宏、裴松之、范曄、臧榮緒、沈約、崔鴻、蕭子顯、魏收、姚思廉、李百藥、李延壽、顏師古、劉知幾、吳兢、杜佑、薛居正、王溥、宋祁、歐陽修、司馬光、劉恕、范祖禹、鄭樵、李燾、徐夢莘、袁樞、李心傳、王應麟、胡三省、馬端臨、柯維騏、李贄、談遷、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谷應泰、馬驌、萬斯同、全祖望、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章學誠、崔述、邵晉涵、魏源、夏燮、湯球、洪鈞、柯紹忞、屠寄、孟森、梁啟超、王國維、呂思勉、陳寅恪、金毓黼、胡適、傅斯年、錢穆……等等(為數眾多,不及備載),這些人根本不知道或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理論」,難道於是就是不懂「主次」、「表裡」,也不值得尊敬嗎?因此一味地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某種意義來說,何異於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史學?
至此,筆者建議對之要予以「超越」(或者說,當成參考可以,但是捧在手心而當作宗教一般的思想指導就不必了),於是才有希望得窺史學殿堂之真奧,否則不免於皓首窮經卻終生困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鳥籠中(雖然馬克思還說過他自己不是 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切,慢慢去「辯證」好了,跟真正的史學有何關係),不亦可悲!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104)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b)

【原文 p.244】「……他(按:指《後漢書》作至者范曄)把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位唯物思想家合傳,說王充《論衡》「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符《潛夫論》「指訐時短,寸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說仲長統所著《理亂篇》《損益篇》《法械篇》都「有益政者」。
【指疑】誠然王符《潛夫論》批判了國之盛衰在「運數」的觀點,仲長統《昌言》主張「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然而王充《論衡》雖然反對天道說、災害應於人事說、天人感應說(以上屬於儒家之思想),乃至於對因果報應說、神仙說、鬼神禍福說……都不贊成,但是他是主張「宿命」思想的(還分「正命」、「隨命」、「遭命」三種),這樣一來,不知這樣還算是作者說的「唯物思想家」嗎?總不能為了刻意將他認定為「唯物思想家」,於是就忽略了他全部的既有言論吧。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163)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a)

【原文 p.243】「第三,范瞱的歷史評論還表明了他在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傾向。他 批評佛教『好大不經,奇譎而已』,『故通人多惑焉』。他批評種種方術『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神怪,罕言性命』;方術怪誕之論『鈍盜虛名,無益於 用』,不過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罷了。他對武帝『頗好方術』,光武『尤信讖言』,桓帝『修華蓋之飾』,都採取批評的態度。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 到了,也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他說:『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他是把順乎天、信乎人結合在一起來看待的。這裡多 少帶有一點折衷的色彩,但范瞱總的思想傾向不是折衷的,所以直到臨死前還說:『天下決無佛鬼!』」
【指疑】就算范瞱真的不信方術與佛鬼(雖然他的《後漢書》還是列了「方術列傳」),但是卻是談「天命」的,例如他在《後漢書》的〈卷一.光武帝紀〉說:「其王者受命,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於赫有命,系隆我漢」;在〈卷九.獻帝紀〉說:「天厭漢德久矣」;在〈卷十三.隗囂公孫述列傳〉說:「天數有違,江山難恃」等,這些都表示他其實並未擺脫「天命觀」的束縛。縱使一般的史學著作還是說范瞱的思想極為重視「人事」(以此相對於「天命」),只不過是像作者這樣戴上意識型態的大帽,說是「歷史觀上的樸素唯物傾向」云云,恐怕是需要商榷的。
【註】《宋書.范曄傳》有謂:「(范)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文中的徐湛之就是出首告密因而造成范曄被處死的人。那麼既然范曄主張「死者神滅」、「無鬼」,又如何與之「相訟地下」?矛盾如此,連《宋書》作者之為古人都能知悉,但是前引文作者卻還是將他歸入「總的思想傾向不是折衷的」、「唯物」云云,令人費解。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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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二冊

【原文 p.50】「……裴松之治史採用了簇新的史學方法。「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引書至兩百種之多,完全符合近人治史先廣泛搜集史料的原則,以致原文超出陳壽原書數倍,其保存歷史之功,與三國志實相若。」
【原文 p.107~108】「……(裴)松之蒐集史料,「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所徵引之書,至兩百種以上,以致其注文以字數而論,多過陳壽本書數倍,這無寧說是另外增添了一部或數部三國志了。……」
【原文 p.155】(註六七)「楊翼驤於〈裴松之評傳〉云:「我們現在統計,陳壽本文約二十萬字左右,而裴氏注文約五十四萬字左右,以將及三倍的篇幅,為《三國志》作注,可以說基本上彌補了陳壽記載簡略的缺陷了。」(載於陳清泉等主編《中國史學家評傳》)」
【指疑】今世中國學者對此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是先有王廷洽〈發表於1983年〉,後有另位學者崔曙庭〈發表於1990年),兩者都對《三國志》的本書及裴注作了字數的計算,結果所得的最後數字雖然彼此不全然相同,但是都得到《三國志》本書36萬餘字與裴注32萬餘字的結論(註:這個數字不包括後世所添加的標點符號)。準此,可知實際上陳壽的本文比裴注多出4萬餘字。
且以此對照前引文(包括文中所提楊翼驤先生所說),可知其乃錯誤舊說,再看原書p.155(註六七)又說:
「徐復於三國志校詁〈前言〉云:「陳壽三國志……是一部將近三十七萬字的史學名著,……擁有三十二萬餘萬字的裴注,實在不愧為全面整理陳志的第一部佳著。」(文成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徐復之說,顯然錯誤。」
可知徐復之說與王廷洽、崔曙庭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比較接近,庶幾較為符實,但是前引文作者卻說他「顯然錯誤」,實有待修正。相關論述請參閱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0388524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45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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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連根藤著,洪金珠譯《中國人的真面目》

【原文p.31】「……「哲學」一辭亦是日本人所創造的,此外還有很多用語都是,譬如「歷史」亦是。也許有人會覺得意外,何以歷史之國的中國,竟沒有「歷史」這個用詞。原來中國語中只有「史」這個字,「史」於書寫時還好,一旦說出時,同音異字過多,非常不便。」
【指疑】查「歷史」一詞最早可見出現於《三國志.吳主傳》注引《吳書》(註
1),其後並且出現於《南齊書》、《歷史大方通鑑》等書,只是並未被廣泛運用來取代「史」一詞而已;另有資料顯示,日本人於
17世紀時翻譯明朝袁黃所著《歷史綱鑑補》一書,後來取其「歷史」二字,用以對應英文裡的「
history」一詞(註
2)。因此,能說「歷史」二字是日本人發明有如前引文作者所言嗎?此事有待再多斟酌。
【註
1】《三國志.吳主傳》注引《吳書》之原文是:「(趙)
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
補充一點,「歷史」一詞在筆者手中的商務版《辭源》中不見收錄,令人意外。
【註
2】請參見周樑楷、吳振漢、胡昌智《史學導論》,國立空中大學,
p.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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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E.J. 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冊

【原文p.714】「馬基雅維利的偉大繼承者和唯一可以和他匹敵的是弗蘭西斯科.基察第尼(1483~1540)。基察第尼是弗羅倫薩人,於1482年3月6日在這個城市出生。」
【指疑】關於基察第尼的出生年份,前引文中前後所說「1483~1540」與「1482年……出生」二者中必有一誤。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110)
▲【日】三宅崇廣著,黃文玲譯《破解三國:智謀升級的人性攻略本》

【原文p.7】「自從西漢司馬遷寫了一本從黃帝記載到西漢初年的《史記》以來,在中國,只要某個朝代滅亡,下個朝代就會有人編纂前朝歷史,這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凡是朝廷官方記載的史書,就稱為「正史」;而編纂「正史」,也是這個朝代為「正統政權」的證明。
在《史記》之後,還有班固的《漢書》與范曄的《後漢書》,而中國的第四部正史,就是陳壽所寫的《三國志》。《三國志》分為《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以及《吳書》二十卷,這也是書名取作「三國志」的原因。」
【指疑】這段話至少有兩個問題:
〔
1〕「
自從西漢司馬遷寫了一本從黃帝記載到西漢初年的《史記》以來……在中國,只要某個朝代滅亡,下個朝代就會有人編纂前朝歷史,這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凡是朝廷官方記載的史書,就稱為「正史」……」。
筆者按:事實上自《史記》之後,並非只有「
凡是朝廷官方記載的史書,就稱為「正史」」,例如《後漢書》、《三國志》、《南史》、《北史》、《新五代史》皆為「私撰」,而《漢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則為「奉敕私撰」性質,凡此皆非「官修」(或「純官修」),而它們皆入列於「廿五史」之為「正史」。
〔
2〕「
在《史記》之後,還有班固的《漢書》與范曄的《後漢書》,而中國的第四部正史,就是陳壽所寫的《三國志》。」
筆者按:中國歷史上有稱為「三史」者,即《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後來加入《三國史》而成為「四史」,不過到了唐朝以後,《東觀漢記》逐漸為
范曄《後漢書》取代。因此筆者認為,所謂「四史」者,如果包含的是《東觀漢記》,則所謂「
中國的第四部正史」應當是指《三國史》沒錯,但是如果包含的是《後漢書》,則所謂「
中國的第四部正史」該當是指《後漢書》才對吧(何況
范曄的《後漢書》所寫的東漢時代在時間上雖早於三國,但是其成書之於南朝宋則晚於陳壽寫《三國志》時之西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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