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辛亥就是一場鬧劇》（a）
【原文p.52】「以發布詔書的方式宣布退位，其實還是帶著濃烈的專政色彩。……溥儀在襁褓之中就坐上了皇帝的位置，他哭著不要這個權力，他爸爸載灃卻說：沒事，快完了。他盯著爸爸的眼睛，不懂，他希望完了就可以玩了，可是心裡又掠過一絲悲涼。……」
【原文p.145】「作為清朝的最後一位皇帝，他的登基典禮是非常滑稽的，一個盛大莊嚴的登基儀式被他自己哭得不成樣子。……皇帝的哭泣，代表著統治集團對自己的不信任，也在祭奠自己的統治流年。……」
【指疑】引文作者說「在襁褓之中」並且在哭泣中的溥儀「盯著爸爸的眼睛，不懂，他希望完了就可以玩了，可是心裡又掠過一絲悲涼」，事實上溥儀登基時年僅三歲，試問他的「心裡」如何「掠過一絲悲涼」？而他的「一絲悲涼」，引文作者又是如何得知呢？真不知這是溥儀的、還是作者的「特異功能」，這恐怕是需要解釋清楚的；至於對三歲溥儀的登基，引文作者又說「皇帝的哭泣，代表著統治集團對自己的不信任，也在祭奠自己的統治流年」云云，請恕直言，實在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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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非《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b）
【原文p.162】「《南山集》案大略經過是：因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一），書印出十年後被人告發，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並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滿清功臣家作奴僕。」
【指疑】對
《南山集》一案，史載康熙帝的處理辦法算是「格外開恩」的，乃降旨將戴名世斬首（而非前引文作者說的「凌遲處死」），另有涉案者余湛、方孝標，前者病死獄中，後者因為已死而被破棺銼屍，餘者則皆「從寬免死」，因此「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這與同在康熙年間的莊廷鑨《明史》一案之慘烈差別甚大，顯然前引文作者的說法與史不符，至於所謂康熙帝「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滿清功臣家作奴僕。」這段文字又是從何而來，令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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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非《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a）
【原文p.116】「……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件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於是，元豐二年（一○七九），在蘇軾到任湖州知州不滿三個月時，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一百零三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躲過一死。」
【指疑】蘇軾
在「烏臺詩案」中逃過一死，不僅是朝中有人（或已致仕但是仍有影響力者）進言救他（見於記載者，至少包括蘇轍、章淳、張方平、范鎮、王安禮、吳充、王安石，乃至於當朝皇帝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而且嘗視蘇軾為「
天下奇才」的神宗對他亦特意憐憫，不擬深譴（請參見《宋史．蘇軾傳》、《續資治通鑑．宋紀七十四．神宗元豐二年》），至於前引文作者所說「
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雖然也有關係，但是畢竟未能盡述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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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元魁《二十五史新編：清史(一八四○年前)》（c）
【原文p.183～184】「……雍正帝將他（按：指年羹堯）逮至京師，交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議罪，凡九十二款，當大辟，親屬株連緣坐。雍正帝念他在青海、西藏建有功勳，令年羹堯在獄中自裁。他的兒子年富斬首，其他親屬免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羹堯自裁，終年四十八歲。」
【指疑】前引文裡至少有兩個問題：
1. 根據《清史稿．年羹堯傳》的記載，雍正對年羹堯一案的處置是：
「
……詔諭羹堯獄中令自裁。（年羹堯之父）遐齡及羹堯兄希堯奪官，免其罪；斬其子富；諸子年十五以上皆戌極邊。羹堯幕客鄒魯、汪景祺先後皆坐斬，親屬給披甲為奴。又有靜一道人者，四川巡撫憲德捕送京師，亦誅死。（雍正）五年，赦羹堯諸子，交遐齡管束。遐齡旋卒，還原職，賜祭。」
由此對照前引文作者說的「
令年羹堯在獄中自裁。他的兒子年富斬首，其他親屬免罪」，可謂失於疏略。
2. 年羹堯一案之結案是在雍正三年的十二月，而不是前引文說的雍正四年（陽曆的
1726年
1月仍是往前算的舊曆年之
12月，不能逕以「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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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元魁《二十五史新編：清史(一八四○年前)》（b）
【原文p.168】「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十三日，雍正帝在圓明園患感冒而死，享年五十八歲，葬於易州泰陵。」
【指疑】清朝雍正皇帝的死因為何，迄今有各種猜測，但是如前引文作者所說「患感冒而死」，堪稱「獨家新聞」，實則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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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元魁《二十五史新編：清史(一八四○年前)》（a）
【原文p.33】「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努爾哈赤在政治、法制、兵制已經初具格局的基礎上，認為「帝業已成」，便稱汗登位，建立了「大金政權」（史稱後金），年號天命，建都赫圖阿拉城。」
【指疑】前引敘述中有兩個問題：
1.歷史中的努爾哈齊（赤）曾五易國號，「
後金」乃其中之一，並非如引文作者所說，努爾哈齊（赤）建號大金而由後世稱之為「
後金」。
2.作者說努爾哈齊（赤）「
年號天命」，其實根據研究，努爾哈齊（赤）的「
天命」與皇太極的「
天聰」皆是「稱號」而非年號，他們二人分別稱為「
天命皇帝」、「
天聰皇帝」，但是當時並未以此紀年，而清帝第一個年號則為皇太極的「
崇德」，這是他在公元1636年改國號為大清時所建者；至於後世每見「天命N年」、「天聰N年」之記載，此乃後人以清為本位時為方便紀年所加，但是並不表示當時就是以「
天命」、「
天聰」為紀年之年號。
【補充】關於努爾哈齊（赤）的「
後金」國號是否如引文作者所說是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的，雖然相關史書與坊間許多書多半都是這麼寫的，不過史實仍有待考證。在此表過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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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無居士《命理無理－子平合參研究》
【原文p.40】「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曾輔佐袁世凱訓練北洋新軍，民國成立後擔任陸軍總長，袁稱帝失敗後，他奉命組閣，因為主張向德國宣戰而與當時的大總統吳佩孚意見不合，纏鬥結果，他輸，只好黯然下台。一九二四年發生直奉之戰，直系敗北瓦解，他被推為臨時執政，兩年後下野，丙子年去世，享年七十三。」
【指疑】前引文中之「
吳佩孚」當為「黎元洪」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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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雙碧《太平天國人物論集》
【原文p.54】「……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洪秀全從落第舉子到基督教的虔誠教徒，又從拜上帝會的教主到農民革明運動的領袖，這個變化過程是形勢的發展所左右的。因此，在洪秀全的思想領域中，既有新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因素，又有濃厚的、傳統的封建色彩，不可否認，洪秀全的思想是受到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作為近代的一個農民領袖，看到了外國比中國強盛，有可師效的一面，又發出了要和『番國』平等的呼聲。在革命歷程中，他制定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嶄新的農民革命綱領，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這絕不是封建社會舊式農民領袖的思想所能達到的。洪秀全作為近代史上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在歷史的進程中作出了新的貢獻，不承認這些，就無法解釋他為什麼贊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發展資本主義的《資政新篇》的事實。因此，把太平天國革命說成是『舊式的』、『單純的』農民戰爭，就很難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洪秀全作為一個農民領袖，和其他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是存在著許多缺點和錯誤的，但這並不影響對洪秀全的貢獻作出應有的評價。」
【指疑】觀作者此論，可知顯然他不但對太平天囯的本質不了解，而且對洪秀全其人更是懷有一種一廂情願式的誤會，以至於一味地以好言為之稱說。筆者不厭其煩地把作者的原文抄錄下來給讀者參考，但願有識者莫要犯了相同的失誤－這種意識型態（乃至於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的教條式僵化言論，在真正的史實原貌的面前，勢將難容於新的時代，也實在可以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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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離子《明清史講稿》
【原文 p.152】「《皇明記略》記明朝狀元張信訓導王子，引用了杜甫詩『舍下荀穿壁』來出題，太祖精讀揣摩，竟然猜疑此題實為譏諷天朝，張信遂被腰斬。」
【指疑】作者提到張信之事，原是用來當作明朝「文字獄」的例子。查出身浙江的張信乃是洪武廿七年（1394
年）甲戌科狀元，被授為翰林院修撰，後來升為侍讀，負責輔導年幼的皇室子孫讀書。關於其死，《明史．卷七十．選舉二》說：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試，擢陳[安阝]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讀張信等十二人覆閱，[安阝]亦與焉。帝猶怒不已，悉誅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邊，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復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皆北士也。……」
此事的經緯是：明朝洪武卅年時，有人反應當年的會試錄取過嚴，只錄取51
人，而且都是南方士子，於是張信等（另有戴彝、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黃章、周衡、蕭揖、陳[
安阝]
、尹昌隆、劉諤諸人）皇奉皇帝命令複查落榜者的試卷，負責擇優上呈，不料有人告他聽劉三吾、白信蹈的話，故意拿「陋卷」進呈，朱元璋大怒，遂磔殺一批包括張信在內的幾位相關臣下。此事在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一》與彭孫貽《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卷二》裡有較多敘述。
由此可知張信之死，並不見得是像前引文說的「文字獄」所致—引文作者雖然聲明這是《皇明紀略》講的，然而這條記述恐怕與史實不符（皇甫錄《皇明紀略》一書現時被歸在明清稀見史料中，於一般史著中多未見著錄，本身亦非有公信力的「權威史料」，只能旁加參考），還是應當避免引用才好。
【補充】另一個問題是前引文中的「舍下荀穿壁」當作「舍下筍穿壁」；「筍」字一作「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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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靈學機構（許衡山）《靈學寶典》
【原文p.220～221】「釋迦牟尼佛在地球的轉世記載中，無限世以前曾轉世為七爪金龍，之後，祂所轉生的第一個人體就是最早、最原始的伏羲氏。伏羲氏手上拿的是一個八卦，祂創造了八卦，創造了道，所以自古以來中國就有道的流傳。伏羲氏接下來的轉世就是姜子牙。
姜子牙的一生可說是命運乖舛，這是天命所帶的因果之故，所以當時祂在西歧城有一項天權和任務，就是要冊封神、仙、聖、佛，所以「腳踏西歧城，封神就有名」就是這麼來的。在當時，這是真道降傳的頭一回，所以真道在姜子牙時期就已經問世了。
姜子牙的下一個轉世就是在印度出生的王子悉達多，也就是後來的釋迦牟尼佛。……」
【指疑】靈學書籍的敘述內容固然每每無實錄可稽，但是像前引文作者這樣，聲稱「曾轉世為七爪金龍」（？）的釋迦牟尼佛後來轉世為「伏羲氏」，發明了八卦兼創造了道，接著轉生為「姜子牙」，冊封了「神、仙、聖、佛」兼有「真道降傳」，最後轉生為在印度的「悉達多王子」（即日後的釋迦牟尼佛）云云，又是不是太「超過」了呢？即使說這一切只是「神話」故事也罷，但是能接受這樣的「故事」的人又有多少，相信讀者們心裡有數吧，連帶地讓全書減少了很多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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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書緣與人緣》（d）
【原文 p.100】「1936年12月中，蔣氏顯然為此種過分的自信心所趨策，率領成批中央文武大員集會西安，而對自身安全措施，初未經心。殊不知「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固然可怕，但是正如作者的老本家唐雎大使所說的，布衣一怒，只要「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也可解決問題。西安事變就是在這個「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威脅之下和平解決的。」【指疑】既然有「
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威脅，能說西安事變算是「
和平解決」的嗎？何況整個西安事變中並非沒有死者，這一切讓人看了簡直是啞然失笑。筆者堅持：大凡在暴力脅迫或死亡的威脅下完成協議，即使雙方在過程中不曾大動刀兵，卻也不能叫「
和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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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書緣與人緣》（c）
【原文 p.69～71】「如今天與人歸，由張岳公資政所領導發起、群賢共祝九秩大慶的漢卿張學良將軍，便是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歷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禍福。事實上，他那顆火熱熱的、老而彌篤的赤子之心所鑄造的個性，再通過S-O-R（筆者按：依唐文所示，指stimulus-organism-response，即「刺激－生機－反彈」之意）的過程所「反彈」出來的社會行為，就部分地改寫了20世紀後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盤地改寫了同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所以我們如以「春秋大義」來觀察張學良將軍，他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就憑這一點，當年假抗日之名行營私之實、其功未必不可沒而其心實可誅的軍人、政客、黨人、學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張學良這樣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指疑】引文作者學識廣博，腹笥甚豐，可惜他對張學良所作如上示之評價只能說是出自誤會下的一個「謬讚」。
筆者認為張學良因為「不抵抗」（註：對此「不抵抗」，張某在廿世紀九十年代時至少已三度承認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老蔣的授意）而造成東北淪陷，這個永久性的惡名對中國所造成的「民族恥辱」其實是和石敬瑭、秦檜、汪兆銘等同列等級，讓他所屬的「中華民族」在世人的面前抬不起頭來。
再說東北淪陷後，日人欲繼續揮兵熱河，中央政府叫張學良負責率軍抗擊，這對他來說，本該有個抗日報仇的機會，但是他卻守土無功，也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表現（黎東方《中華民國簡史》 p.213則有謂：「日軍長趨直入……佔領承德……沒有遇到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的抵抗。……國民政府在這一次曾經給張學良正面的命令，叫他以武力對抗日本的武力。張學良不曾有多少動作。」）。
日後他所發動的「西安事變」本是利用老蔣自信過剩、防備不足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偷襲式劫持行動，如此乘人之危，完全不是君子的作風，否則如果他對老蔣不滿，何不學當時各方軍閥慣用的方法，來個通電反對，然後兵戎相向－且不論動機如何，後者與劫持人質的宵小做法豈不顯得光明磊落得太多了？
尤有甚者，那位在西安事變中捉到老蔣、日後並在中國所拍的電影中被描寫得活靈活現地像個大英雄似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實際上在抗戰時期甚至投靠了南京汪氏政權的偽軍（而且他當然也不會是在西北的東北軍中投靠偽軍或甚至降日者之唯一），而汪兆銘是被目為親日、附日、降日的「漢奸」的，試問這就是東北軍式的堅決「抗日」嗎？
至於老蔣於西安事變後之停止勦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是沿續至今至難以估量（不必說咱們的傳統教育所說的中共坐大並且終於赤化中國了，如果日本因此事變而決定侵華或提前侵華的說法可以成立，那麼這筆帳又怎麼算－在時空不同的情況下，如「南京大屠殺」、「決黃河口」、「重慶大轟炸」等及各個慘案一定不可避免嗎）。
以上史實既是斑斑可考，而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說他是「禍國殃民」都還嫌過輕了，難得前引文作者居然說他是「世界級的歷史偉人」、「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赤子之心」、「老英雄」……，甚至還搬出「春秋大義」，真不知這算哪門子「偉人」、「英雄」？直是講求「春秋大義」（？）的傳統中國史學之最大諷刺。 故曰：請還諸史實，讓歷史自己來說話，否則只能說是難免有政治因素污染了純正的史學之嫌，讓人深感遺憾。
【補充】筆者曾經在一個對張學良（當時他已是九十幾歲高齡吧）的電視訪談中看到他很得意地說自己「一生沒有長官」而只有老爸；至於老蔣呢？他笑著說：
「不聽話，就把他抓起來！」
試問這樣的口吻豈有「懺悔」之意，說是「沾沾自喜」還差不多。像張學良這樣的人物，你說他一生經歷過的三大事件：「東北易幟」的背後並非單純地只為「心向中央」，「九一八事變」是自己不抵抗，「西安事變」是以偷襲與暴力強迫別人聽他的話，試問有哪一樁是值得稱說？真不知道有些人之為他戴上「民族英雄」大帽是否貨真價實，真是評價太過而讓人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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