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疑案：楊耀坤、伍野春《陳壽．裴松之評傳》
【原文 p.216】「同年（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文帝派遣十六人為大使，分十三路，巡行天下（東晉境內的十六州），『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這是一次安撫性的巡視，此行裴松之以散騎常侍派赴湘州（今湖南長沙）。…南巡歸來後，他以『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並被封為西鄉侯。」
【指疑】筆者對作者此說並非質疑，只是補充說明兩點：
一、文中說裴松之赴使湘州時之官職為散騎常侍，然而依照《宋書．裴松之傳》之說，或許該說是「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兼散騎常侍」才對吧？
二、裴松之何時出任「西鄉侯」原係史無明載，然而因為史書的裴松之本傳說他出使湘州後，「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接著就說他奉命注《三國志》，而現行的《三國志》又標明了該書是「晉平陽侯安漢陳壽撰，（南朝）宋中書侍郎西鄉侯聞喜裴松之注」（註：裴氏為河東聞喜人），因此說西鄉侯是在出任上述二職時同時受封的，確是很有可能，只不過是由於史無明言，還是只能說是「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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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疑案：王北固《歐洲版圖與伊斯蘭》
【原文 p.41】「一四五三年以後，英格蘭開始海島化，並且脫離法國文化，形成獨立的英格蘭（盎格魯）語文。但是，西歐的羅馬公教（天主教）仍控制著英語民族的心靈、社會與倫理規範。不久，就因為一件有關國王好色的離婚案件，使百年戰爭之後僅八十年，英語民族就在心靈與倫理道德上，對歐洲大陸完全分離了。英王亨利八世因為羅馬公教的的教皇不准許他離婚，憤而在一五三四年宣布脫離羅馬公教（天主教），成立英國國教（安立甘—盎格魯人的教派）並且自兼大主教。英國國教經過兩代三個國王的演變，吸收了歐陸發生不久的基督教喀爾文教派的教義，深深改變、影響了 英語民族的心靈與倫理道德。」
【指疑】英王亨利八世之所以想和他的皇后西班牙公主凱撒琳（Catherine 或 Katherine，又譯為喀德鄰）離婚，上文作者直書這是一個「好色事件」。事實上亨利八世和凱撒琳曾生育五個子女，但是多半早夭，只有一女瑪莉（Mary Judor）存活（後來並繼其同父異母弟愛德華六世之後為王），同時凱撒琳也過了生育年齡，因此亨利八世之所以想離婚，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他需要一位男性繼承人以鞏固都鐸王朝，一方面也可能是他憂慮與凱撒琳的婚姻「不當」（註：凱撒琳原是他的寡嫂，而教會禁娶寡嫂，且聖經利未書（Leviticus）也有相同的禁令）才使他們所生的子女遭到神譴，所以亨利八世想要再娶。雖然他想娶的宮女安鮑琳（Ann Boleyn）年輕貌美，但是這一切能夠單純地以「好色」來解釋嗎？故基於上述分析，此事恐怕還要將這些因素加入，則觀察才能較為全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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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
【原文 p.16】（劉黎兒導讀）「《金閣寺》在英語世界，是繼《朝潮》之後被翻譯的第二本的三島由紀夫的作品，加上金閣……本身形象十分強烈，……因此《金閣寺》也是在國際間知名度極高的作品，……。」
【指疑】引文中之《朝潮》當為《潮騷》之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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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增《漢代文化特色及形成》
【原文 p.811】「先秦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時期，它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初級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型態。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王朝誕生，完成了由野蠻文明的決定性跨越，拉開了華夏文明的序幕。」
【原文 p.835】「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卻不能直接看到夏朝史官書寫的史籍。孔子曾嘆息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早在春秋時，孔子已感夏、商史料不足。」
【指疑】作者既然說「早在春秋時，孔子已感夏、商史料不足」，那麼又如何確定夏王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至於文中說的先秦「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初級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型態」，顯然又係一廂情願地套用上個世紀二○年代的蘇共理論的「社會形態」公式，原係政治意識型態下的產物，其實完全沒有可靠的文獻可徵（全書不時出現套用蘇共幾種「社會形態」公式之類似敘述，在此不一一列舉）。
相關論述請參閱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7147263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31032241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33385354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1754793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2339453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344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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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等《中國古代史研究導引》
【原文 p.120】（賀昌群執筆〈英雄與名士〉）「英雄之名，起於漢末，以前只有豪傑之稱－智過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孟子．盡心章》：『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指才智高出常人一籌而言，與漢末英雄一詞的起源，意義大有不同。《後漢書》卷六八《許劭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指疑】查商務版《辭源》，可知「英雄」一詞始見於班彪之〈王命論〉，文中有言「……舉韓信于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班彪（公元3～54年）為班固之父，為東漢初人，此與引文作者所說的「起於漢末」（由引文所舉者可見，他說的「漢末」當然是指東漢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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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文忠《玄奘西遊記》
【原文p.95】「《心經》也叫《般若心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佛經。……這部經在中國歷史上一共有過七個譯本，南京金陵刻經處曾經把七部《心經》印成一本線裝本，叫《般若心經七譯》，閱讀非常方便。「七譯」中最通行的一個譯本，就是玄奘從印度回來以後翻譯的。」
【指疑】引文作者說《心
經》在中國歷史上「
一共有過七個譯本」，不過正確地說，應該是「
一共有過八個譯本」，只是其中的第三譯－譯者唐朝菩提流志，名稱是《般若波羅蜜多那經》（一卷）已佚，所以只剩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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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
【原文p.165】「客家人自中原移來，依其語言看，大約宋代才完成移民。所以客家話和北方官話的關係比閩語、粵語都近。不過客家話保存的音系相當古老，大約是北方官話尚未豹變以前的形式。」
【原文p.182】「有些客家人誤以為客家人是純種的中原人，其實客家人自遷入閩西、粵東，便大量地混合了畬族血統，並整個把畬族同化……。但其遷入閩南者便被鶴佬人同化。」
【原文p.185】「客家人自稱是自從五胡亂華、黃巢之亂、北宋南遷，逐次由北方南移的中原漢族。……唐末移來的當屬少數，大多數是宋以後才移入的。客家移入閩粵邊界時，閩粵已有鶴佬人、廣東人居住，所以客家人只能選擇山區定居。因為是後來者，故被稱為「客人」。」
【指疑】引文作者既然說客家人不是所謂「純種的中原人」，而是「大量地混合了畬族血統，並整個把畬族同化」或「被鶴佬人同化」，那麼前面所謂「客家人自中原移來」一語就有語病，因為「自中原移來」的之前原本就是「中原人」，而是在南遷以後才變成「客家人」（註：以上還是依照原文的邏輯來講的，其實依照現世的研究，客家人的血緣與中國的南方民族相近；客家人是「越人」而不是「漢人」的後代。請參照拙篇：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7291200），此二者的區別實則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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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庭鈺《中國現代史》
【原文p.6】「……（孫文）欲上書李鴻章，陳救國大計，乃離粵至上海，由同鄉鄭官應轉託王韜（太平天國時代之狀元）推介，乃與陸皓東相偕至天津，訪李之幕僚羅豐祿，又得識徐秋畦，求介見李鴻章……」
【指疑】文中說王韜是「
太平天國（囯）
時代之狀元」，事實上想在太平天囯裡找到一個姓「王」的並不容易，因為洪秀全這個「天王」只「封王」卻不准他的臣民「姓王」（否則據說是構成冒犯），凡是姓王的通通被迫改姓。
不過當然，即使王韜果真曾是太平天囯中人，他是大可以在太平天囯滅亡後恢復舊姓的，問題是說他是「狀元」，查太平天囯的狀元是癸好（丑）科天試狀元武立勛、癸好（丑）科東試狀元朱世傑、癸好（丑）女科東試狀元傅善祥（此依傳說）、癸好（丑）科翼試狀元楊朝（一作啟）福、甲寅科天試狀元吳容寬；另有劉元合、覃貴福兩位武狀元（分別是甲寅科與庚申科），不知「王韜」這號人物是何時何試之狀元？他又幾曾參加過太平天囯的科舉（此事於歷史的真相說不定只不過是他曾經化名透過李秀成的部下企圖向李秀成獻策但是未獲採納而已－有某記載說他的信後來被清軍發現時尚未拆封，顯示李秀成其實不曾看到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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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捷先、閻崇年《清代台灣》
【原文p.239～243】（閻崇年．後記）「……陳捷先先生倡議出版《清代台灣》一書。他認為：……但是，近年來台灣當局鼓吹「台獨」，歪曲歷史，甚至在學校教科書中將清朝歷史列入世界史範疇。台灣有一些人說什麼「台灣從來不屬於中國，在清朝對台灣的統治也只有八天。」這些論調雖然是違背歷史真實，卻迷惑了不少缺乏歷史知識的民眾，特別是對青少年產生嚴重誤導。
我們研究清史的學者，聽到這些違背歷史的言論，感到十分痛心，也深感責任在肩。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向台灣民眾、向海峽兩岸人民、向世界人民說明台灣屬於清朝中央政府的歷史真相。因此，我們建議：由海峽兩岸清史學者合作撰寫《清朝與台灣》歷史叢書。……
歷史事實，雄辯證明：台灣在清代屬於清政府管轄的時間是二百一十二年。而清接管台灣之前的台灣四十年，奉行南明正朔，也隸屬於中國。日據台灣在清代只有十六年，僅佔清朝歷史的百分之六；況且台灣民眾心向中華，不斷進行反抗日據的正義鬥爭。最後，台灣歷史江河經過一個回漩，又歸向中華的浩瀚海洋。」
【指疑】筆者早歲念小學時還不甚懂事，只因為受到當時的教課老師有意無意的提示，遂常常在作文結尾時來個「反共大八股」（雖然對對岸的情況根本談不上有何認識或了解，反正就是跟著老師教的去寫就是了），於是就每每得到高分，如今憶起，還真覺得好笑。沒想到眼前看到這本遲至2009年末出版的《清代台灣》，其實書中談的都是台灣在清代時的歷史，偏偏編作者們也還是不忘在末了來個「反獨大八股」，這和幾十年前的台灣小學生如我，在感覺上好像沒什麼兩樣，宛如時光倒流。可怕的是像所謂「清朝與台灣」這樣的題材，看起來是具有相當嚴肅的史學意義的，卻在它的背後隱藏了政治上的企圖，亦即（如引文所說）為了「向台灣民眾、向海峽兩岸人民、向世界人民說明台灣屬於清朝中央政府」，這就使這本書在史學上的精神轉偏了，格局變小了，學術自由的精神也喪失了，代之而起的不外是政治上的意義（包括民粹與意識型態），此何異於以歷史為名而進行政治上的置入性行銷、讓政治汙染歷史，是絕對無法讓真正專業、公正而理性的史學家所認同的。
再說作者提到反對台獨，然而台灣過去也許曾經隸屬清朝，卻被清朝一手割讓出去給日本，徹底失去了對台灣的主權，這樣就已經和「清朝」劃清界線了，於是事隔超過一個世紀之後再來大談「清朝與台灣」之餘，尚斤斤計較於所謂「 台灣在清代屬於清政府管轄的時間是二百一十二年」、「日據台灣在清代只有十六年，僅佔清朝歷史的百分之六」云云，可說是毫無意義（其實一般台灣學者並沒有否認清朝曾經佔領過台灣，就好像中國學者不會否認蒙古曾經佔領過中國一樣）；至於文中結尾說「台灣歷史江河經過一個回漩，又歸向中華的浩瀚海洋」一語則又究竟是不知所云，還是意有所指，相信讀者心裡有數。
可以說，若是為反對台獨而發，則倘以「清朝與台灣」為例，對支持台獨的人來說是不關痛癢的，對反對台獨的人來說則又顯得老生常談、蒼白無力（何況清朝皇帝倒是多次公開宣稱「 台灣自古不屬中國」，陳、閻書中對此事實一句未提），至此，恐怕原作者們的目的（政治意圖）畢竟是無法達到的，只可惜了這本資料相當豐富的書原本大可以在一開始就被安排為很超然的學術著作的，卻這樣形同被糟蹋，讓人深感遺憾。惟願讓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還給凱撒，而只有讓政治退出學術，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識，也才能明白真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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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疑案：柏楊《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2）》
【原文 p.291】「劉徹本來希望用李陵的性命，作為他皇冠上的榮耀，所以一聽說李陵被俘，便大失所望，老羞成怒。既已肯定李陵有罪，又何必再詢問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的回答，如果不對，可以不聽，可以斥責，可以逐出政府。何至誅殺？更何至刁鑽惡毒，指定割掉生殖器？西漢政府法律三百五十九種，死罪四百零九項，判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不知道用什麼理由，選擇腐刑？有人說劉徹愛司馬遷的才華，才減死一等。司馬遷的罪不至死，而減死一等，還有鞭打，又為什麼非腐刑不可。唯一的解釋是，劉徹喜歡這個調調，稱之為「屌帝」或「割屌皇帝」，應是最恰當的綽號，尤其他用違背誠信的殘酷手段，對待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化人，而罪狀又不過是一句話沒有稱他的心、如他的意。」【指疑】關於司馬遷之受腐刑，根據學者研究，應是出於自請，為的是「贖刑」，代表意見如中國清朝趙銘《琴鶴山房遺稿》說：
「夫（司馬）遷以救李陵得罪，遷但欲護陵耳，非有沮貳師意也。帝怒其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則遷罪更不容誅。以武帝用法之嚴，而吏傅帝意以置遷於法，遷之死尚得免乎？漢法，罪當斬贖爲庶人者，唯軍將爲然。而死罪欲腐者許之，則自景帝時著爲令。張賀以戾太子賓客，當誅，其弟安世爲上書，得下蠶室，是其明證。遷惜《史記》未成，請減死一等就刑，以繼父（司馬）談所爲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誅，然則遷之下蠶室，出於自請無疑也。」
由此可知司馬遷原來已被判了死罪，但是「死罪欲腐者許之，則自景帝時著爲令」，而「（司馬）遷惜《史記》未成，請減死一等就刑，以繼父（司馬）談所爲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誅，然則遷之下蠶室，出於自請無疑也」。因此應該說，引文作者的質疑實則有解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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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渭濱《天國尋蹤：太平天國一百問》
【原文 p.71】「又翼王（石達開）名號，似源於《三國演義》輔助劉備建立帝業、親如兄弟的關羽和張飛（翼德）名和字，綴成『羽翼天朝』一意。」【指疑】目前坊間幾乎所有相關書籍都說石達開之為「翼王」就是「
羽翼天朝」之意，所根據者，咸指向據信是洪秀全在永安頒布的〈天命詔旨書〉，但是像作者這樣把它和《
三國演義》掛勾者，就筆者管見，可謂僅此一例。
再說如果作者所言屬實，即「翼王」之為「
羽翼天朝」果真與關「羽」、張「翼」德有關，那何不作「羽王」或「飛王」（註：法正同為劉備手下，死後獲諡為「翼侯」，不知「翼王」與之又有無關係）？再說如果排名在後的石達開是「關羽」、「張飛」，那麼排名在他前面的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文的、武的都有，又分別算是「劉備」手下的哪號人物呢？顯然此說肇因於作者想像力太豐富，以至於牽強附會、過度發揮，令人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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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宋史十講》
【原文 p.9】「一個國家，只有聯合而為統一的集權國家，才有機會談到真正的文化經濟上的進步，也才有機會談到本身獨立地位的確保，也才可以保證國家能及時準備進行積極的防禦。這是亙古亙今都可以適用的一種道理。周世宗沒有能夠通過自身的政治實踐而體認出這個道理，趙匡胤體認出來了，因此，他才能斷然地改變了周世宗的做法，決定了「先南後北」的戰略計劃，收穫到基本上完成了統一事業的勝利果實……」
【指疑】作者所言的大道理（？）是否果真為「亙古亙今都可以適用的一種道理」是一回事，但是文中說的「集權國家」顯然是指「集權於中央的國家」而言，而「集權」與「集權於中央的國家」二詞之實質意涵在今日的解釋是不一樣的。想作者畢竟是史學家而非政治學家，倘使他知道在現代意義裡之所謂「集權」有別於「威權」，或許他不會這樣寫。
再者，作者談到周世宗、趙匡胤之分別，其實主要是從前者之「先北後南」（即先攻「燕雲十六州」）與後者之「先南後北」而來的，問題是這樣就表示周世宗不能體認他所謂的「統一」之大道理嗎？似乎未必吧，因為此二人之異也不過是行動的方略有別而已，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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