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顧頡剛著,何啟君整理《中國史學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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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淺陋,閱書有限,不過就我所讀過與「中國史學」相關之書籍中,個人覺得這是較有疑問的一本,同時也可能是作者署名「顧頡剛」的書籍中較讓人失望的一本,理由是其中敘述之破綻、疑案等幾是撫摭可見,庶幾近於不勝枚舉的地步,讓人看了大感懷疑:這會是出自曾經在民初史學界引領一時風騷的大家顧頡剛的手筆嗎?

就此,除了已知本書原是由他人整理而成以外,筆者另外也再試著為他找到一解,即中國學者葛劍雄曾在一篇名為〈「開風氣者」與「為師者」〉之專文中所言,可望為此解套,其原文如下:
顧頡剛稿約甚多,他一般有求必應,但他往往找人代筆,有時講一些觀點,有時就讓人照題目寫,有時他修改一下,有時連看也來不及看,所以直到現在,有些署名顧頡剛的文章還不知究竟出於何人之筆。

基於上論,筆者寧願相信本書應該不是由史學大家顧頡剛親筆所著;再說本書屬「大家小書」系列,有許多事可能無法在有限的篇幅裡完全交待清楚,因此一干敘述只是「大要」,尚有待讀者進一步去探究方能得其全貌,否則恐怕會受到一點誤導。

讀本書之時,筆者還有個感想,就是「口述史學」畢竟和親身見聞的「口述歷史」不同,而像這樣由他人整理的書,如果自己不加精審、改訂、修正,恐怕出版後會讓讀者看了搖頭大嘆,對掛名作者的學術形象顯然不利。

下列者只是舉出書中數例,就其疑義與讀者們分享心得(以下所列頁數,係依照顧頡剛著,何啟君整理《中國史學入門》,中國北京出版社,02/2003初版三次印刷中所標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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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011
東吳向海上發展,派了朱勝駕上戰船去清勦海盜,發現了台灣。這是中國和台灣有關係的開始。公元三世紀,吳國派人到了台灣,占有並加以統治。只是吳國被滅掉之後,台灣就無人去管了。」

【指疑】作者說東吳「派了朱勝駕上戰船去清勦海盜,發現了台灣。這是中國和台灣有關係的開始」,全係憑空杜撰,實則於史無據;至於說東吳「公元三世紀,吳國派人到了台灣,占有並加以統治」,當指孫權於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此不僅涉及歷史疑案(即「台灣是否即夷洲」),而且東吳對「夷洲」也根本沒有「占有並加以統治」。作者之說明顯不符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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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5
成吉思汗立了四大罕國,罕即王,就是王國。…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才打到中國來,並建都於北京,國號稱元。另外那四大罕國不在他的管轄之下。

【指疑】作者說的「罕國」一般寫為「汗國」。真相是一般所謂「四大汗國」是指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而其確立當在成吉思汗之死(公元1227年)以後,故所謂「成吉思汗立了四大罕國」之說恐怕有違史實(或曰成吉思汗時代也有「四大汗國」,即术赤、察合台、窩廓台、拖雷四汗國,然而,這四汗國與前列四者並非完全相同,而且這樣一來,作者前文講的「成吉思汗立了四大罕國」和後文講的「忽必烈…另外那四大罕國不在他的管轄之下」也無法吻合)。再者,文中說的「國號稱元」並不精準,而應該說是「大元」(見《元史.世祖本紀》)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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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0
「《三國志》的價值全在這本書的注中。…(裴松之)『注』的字數比《三國志》本身的字數多很多。很多三國時代的故事,都是注進去的。從這些『注』裡,可以看出裴松之在收集三國時的史料方面,是無所顧忌的。」

【指疑】所謂「裴注之文字多於陳壽本文」原是錯誤舊說,連顧頡剛、楊翼驤等著名學者都不能免於犯錯,殊感遺憾。
(註:此事已在它文說過,請參見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245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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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182
中國的史書,《晉書》以後,大多是官修。《宋書》寫南朝的宋史,是南朝梁沈約所著。《新五代史》是後來宋朝歐陽修所著,此外所有的史書都是官修。」

【指疑】目前廿五史中的《晉書》是唐朝修成的,《宋書》則是在南朝梁時完成的,兩者成書的時間其先後是很清楚的,但是作者說「中國的史書,《晉書》以後,大多是官修」,接著說「《宋書》寫南朝的宋史,是南朝梁沈約所著……」,難道他說的「以後」是依「朝代史」的時間而列嗎?準此,則以下十八部史書也都算是「官修」了:《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其實,真相是上列者大約有一半上下並不算是史學意義上的「官修」(若僅是修史者「帶官職」,並不等於「官修」;即使司馬遷與班固甚至都是「史官」,所修《史記》與《漢書》仍屬私撰性質);另一方面,即使作者的說法是依「修史的時間」而列,然而其所謂「《晉書》以後,大多是官修。《宋書》…《新五代史》,此外所有的史書都是官修」一語也同樣不正確,因為他至少漏掉了《南史》、《北史》與《新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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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5
(《宋史》、《遼史》、《金史》)「…上述三書,寫得不好。都是元人寫的,所以把知識分子壓低了。這些作者,只不過是把宋國史館、遼國史館、金國史館的東西,湊攏成書。也很草率,都是用一、二年的時間就編成的。」

【指疑】宋、遼、金三史固然有它們的問題,但是作者這一句「都是元人寫的,所以把知識分子壓低了」,總是讓人覺得不妥,感覺像是「重點」被轉移了,不是嗎?何況「元人」一詞又是指誰呢(所謂「元人」可不是只指蒙古人與色目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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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88
「正史,是少數人寫的。雜史,是歷代許多人寫的,故雜史的書多,量大,無邊無際。雜史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是正史的體例,有的是筆記體例,有的是詩、文體例,有的是小說等種種體例。這些都要看。」

接著,作者在原書p.88110並列以下書籍為例,表示它們都是「雜史」:
※「漢朝雜史」:劉昕(或葛洪)《西京雜記》、揚雄《蜀王本紀》、袁康《越絕書》、趙曄《吳越春秋》、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與《南都賦》

※「六朝雜史」:劉義慶《世說新語》、常璩《華陽國志》、法顯《佛國記》、楊(或陽或羊)衒之《洛陽伽藍記》、酈道元《水經注》

※「唐朝雜史」:唐詩(例如杜甫、白居易等人之詩作)、樊綽《蠻書》、玄奘《大唐西域記》、唐人筆記

※「宋朝雜史」:沈括《夢溪筆談》、洪皓《宋漠紀聞》、宋人筆記叢刊

※「元朝雜史」:陶宗儀《說郛》、明人編《元曲選》(包括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竇娥冤〉、馬致遠《漢宮秋》等)、施耐庵《水滸傳》

※「明朝雜史」:馮夢龍編《今古奇觀》、無名氏(?)《金瓶梅》、《荊馱逸史》、《明季裨史匯編》、劉若愚《酌中志》、沈德符《野獲編》

※「清朝雜史」:吳偉業《梅村集》、筆記(如禮親王《嘯亭雜錄》)、蒲松齡《聊齋誌異》、曹雪芹《紅樓夢》、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吳敬梓《儒林外史》、余懷《板橋雜記》、譴責小說(包括《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孽海花》等)、《新華春夢記》、《啼笑姻緣》、《八十一夢》、竹枝詞等。

作者最後結論(p.110):「這些富有史料價值的各種體例的書籍,我們學歷史、研究歷史的,都應把它們當作歷史書去查閱參考,所以都叫做雜史。

【指疑】所謂「雜史」,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雜史類敘》之說,其著錄標準是「大抵取其事係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準此,像吳兢《貞觀政要》、王定保《摭言》、李綱《靖康傳信錄》、羅泌《路史》、魏源《聖武記》…等可屬之,這與前引文作者之敘述與舉例頗有差別,特別是顧書說連水滸、金瓶、紅樓、西廂、聊齋…都算「雜史」,如此標準也未免太寬鬆了些吧?那麼,顧書為何有這樣的觀點呢?筆者懷疑他是否認為「雜史」就是唐朝劉知幾《史通.內篇》講的「雜述」(《史通通釋》:「雜述,謂史流之雜著。」),其範圍為「偏紀」(一作「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十流,內容甚廣,並為劉知幾認為「能與正史參行」,所以作者才會認為這類書是「書多、量大、無邊無際」?只不過是劉知幾雖舉「雜述」十流,但是他仍然重視「多聞」與「善擇」之取捨(見《史通.卷九.雜述第卅四》),因此關於顧書所列者,相信還是頗有討論空間(若就筆者個人的主觀來說,實在無法照單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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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68
「…可是,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已經失去,明朝、清朝皇帝們的《實錄》還都有。明代《實錄》是抄本;清代《實錄》是原本。這些,都已經印出來了,是日本人印的。
最早見於記載的實錄,是周興嗣等寫的《梁皇(武帝)帝實錄》。自從有了實錄,歷代修史,在撰寫過程中,都要從《實錄》和《聖訓》裡邊去抄原始史料。」

【指疑】作者說「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已經失去」,這話大體上是不錯的,但是還是要補充一下:宋朝以前的皇帝實錄還是有幸存下來的,如唐朝韓愈《順宗實錄》五卷與北宋錢若水、楊億《(宋)太宗實錄》廿卷。前者保存在《昌黎文集》(也見於《全唐文》與《海山仙館叢書》),後者殘缺不全,但是還是可由此二者約略見到唐宋「實錄」的大致內容與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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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70
「…所謂《實錄》,不會把皇帝的一切真事都記下來。例如說,清代順治皇帝的母親,後來改嫁給順治帝的叔父多爾袞。這件事是屬於叔嫂結婚,《實錄》裡就不記了。在多爾袞死了以後,後代稱他是『成宗義皇帝』,『義』,是假的。」

【指疑】「成宗義皇帝」是順治皇朝給多爾袞的諡號(多爾袞死後十七天,清廷追尊他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並下令「中外喪儀,合依帝禮」,倍受哀榮),非「後代稱他」的,兩者的歷史意義不一樣。此稱號不久即遭追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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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29230
「漢朝,首先有了佛教的傳入。…朝廷在洛陽修了白馬寺。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佛寺。佛教是禁欲主義。講究吃素,不結婚,自己此生不享受,用今生之苦換得來世之享受。…不少人都希望著能把今生的痛苦換個來生的幸福。…南朝的宋文帝說,要是老百姓全皈依了佛,那麼,『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

【指疑】筆者在宗教方面所知很有限,所以一干問題只能借助專書來說明。關於佛教的「飲食」觀,釋聖嚴《學佛群疑》(台北,東初出版社,03/1990十三版)p.17說:

「佛教出現於印度的時候,佛教徒並沒有特殊的飲食習慣和規定,因為印度是一個宗教信仰普遍的國家,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有大同小異的飲食關念。所以,原始時代的佛教徒乃至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過的是沿門托缽,所謂『一缽千家飯』的飲食生活;他們不選擇托缽的對象,也沒有所謂潔淨或不潔淨,神聖或不神聖的飲食禁忌,為的是一律平等,廣結善緣。…也就是供養者供養什麼就接受什麼,沒有選擇、挑剔的餘地,只要不是特為抹一托缽者而殺,縱然魚肉等食物,也不拒絕,這就是為什麼小乘佛教不規定必須素食的原因。」

他接著說:「素食是佛教所強調和鼓勵的,如果能辦到話,這是基於慈悲的立場,不是現代人為了健康和經濟的原因。」關於這一點,筆者個人的了解是佛教在中國,是從梁武帝的時代才開始「講究吃素」的。

釋書p.38又說:
「所謂感情,是指男女之間、親子之間和朋友之間的關係,亦即愛情、親情和友情。佛教徒乃是凡夫,不可能沒有父母,也不可能沒有朋友,而出了出家人之外,佛教徒也應有個人的配偶。佛把眾生稱為『有情』,也就是說脫離以上這三種情,就不是眾生。而且,學佛是由眾生來學的,是由凡夫開始的,任何人之間的接觸交往,都必須合情合理合法。如果佛教只講離慾,則無法使一般人進入佛門;如果佛的教化沒有感情的成分,也很難教化眾生。」

這一切,且和顧書講的「佛教是禁欲主義。講究吃素,不結婚」相對照,可知顧書所言者稍嫌粗略。顧書還說宋文帝願見全民信佛,認為可以「坐致太平」,難道這是他覺得當時信佛風氣的背後還有「政治」(君王治術)的因素嗎?於此但願有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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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60
「總而言之,清代皇朝繼續宣揚朱熹、二程的『天理說』,普通儒者也跟著皇帝走,但著名大儒卻反對宋、明理學的,他們的哲學思想更前進了。」

【指疑】作者說清朝「著名大儒反對宋明理學」,那麼為何於是「他們的哲學思想更前進了」呢?其實當時的清況是清朝官方推行宋學,民間的學者則較傾向於漢學,因為他們認為宋學空疏,漢學樸實,故後者又稱樸學;當然這與清朝的文字獄也有關係,因為學者史家因而對政治與時事不敢妄發議論,所以就只好多去考據文字了。凡此,作者所謂「哲學思想更前進了」云云究竟所指為何,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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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42
「…『五德』就有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各朝代就分成了:
虞代是土德,其色尚黃;夏代是木德,其色尚青;商代是金德,其色尚白;周代是火德,其色尚赤。到了漢代,五德轉換變化,依了次序,漢代該當是土德,顏色尚黃了。…」

【指疑】作者談戰國時代陰陽家鄒衍的「天人相與」與「五德終始」理論到了這裡,接著講的是西漢董仲舒進一步把它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神學」。其實作者既然已說到「漢代該當是土德,顏色尚黃」了,似乎把話繼續交待清楚較好,讓此事的發展能夠更清楚些,那就是劉邦始建漢朝,原是代水德之秦而起,因此照以前「相勝」的算法,說是土德是沒有錯的,但是到了王莽、劉歆時則改以「相生」的算法,將西漢改為火德(連帶地,早先的朝代也有所更易,如周成了木德…等),於是光武帝中興時也以為自當火德之運;日後劉備建立蜀漢,也自謂秉承火德。這一切若能稍加說明,相信對讀者比較不會造成誤導。說起來,本書題為「大家小書」系列,誠然「大家」寫的「小書」或許有「提綱挈領」之功效,但是卻因為篇幅小而卒難得全貌,可算是一個缺點。類似者,像他在同書p.82所說:

「中國古代,都有專門的史官。司馬遷的祖先就曾是周朝的史官。史官寫當代的事,然後存在國史館。後一代的史官,再正式寫成書。一般是照《史記》的體例寫。寫成之後,是給皇帝看的,並不發表。」

p.170所說:
「各皇朝都有『國史館』,負責把那個朝代的普通的史事和一些官吏的事,記錄下來,再記載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內政方面的事。」

也是二例,畢竟各朝代的「史官制度」與「修史機構」,其演變與發展豈是像這樣三言兩語所能交待清楚?因此讀者如果僅讀本書而以之為「入門」,並且不再繼續深入鑽研,恐怕有「見林不見樹」的危險,對例如《三國志.蜀書》中為何一面說蜀漢後主時「史官言景星見」,一面卻又說蜀漢「國不置史,注記無官」…等之類其實也算是很「入門」的問題可能無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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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拙見,尚祈各方有識讀者指正。

Posted by Fast2008 at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引用(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