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樹志《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原文 p.148】「（明朝）崇禎八年（1635）十一月，溫體仁根據吳宗達提供的材料—所謂鄭鄤「杖母蒸妻」（杖責母親，蒸煮妻子）的誣陷不實之詞，寫成一本揭發鄭鄤的奏稿。……他只是提醒錢士升不要為鄭鄤辯護，於是由自己單獨署名，呈送皇帝審閱。」
【指疑】引文作者說的「
杖母蒸妻」之罪名實為「
杖母蒸妾」（見明末清初之談遷《國榷．卷九十四．思宗崇禎八年乙亥》、計六奇《明季北略．
卷之十五．磔鄭鄤》）之誤，其中「
蒸」同「烝」，指亂倫的淫行；「
妾」則指父妾（見清朝查繼佐《罪惟録．卷十七．毅宗紀》對鄭鄤被劾之罪名有文明指），故知將
「杖母蒸妻」解為「杖責母親，蒸煮妻子」並不正確（且「妻」字應改為「（父）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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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捷先《慈禧寫真》
【原文p.101～102】「……名將僧格林沁都因追殺捻軍而戰死於曹州，勢力不可小看。曾國藩不用僧格林沁的戰略，他向慈禧說：「扼要駐軍臨海關、周家口、濟寧、徐州，為四鎮，一處有急，三處往援。今賊已成流寇，若賊流而我與之俱流，必致疲於奔命，故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重迎勦，不重尾追。」終於平定了捻亂。」
【指疑】作者說為平捻亂，曾國藩「不用僧格林沁的戰略……終於平定了捻亂」，好似 捻亂的平定全是他的功勞，不過史實是曾國藩奉令以兩江總督加欽差大臣銜督師勦捻後，征戰約兩年卻徒勞無功。於此，《清史稿．曾國藩傳》說：「時議頗咎國藩計迂闊，然亦無他術可制捻也。」於是「……時曾國藩督軍勦捻久無功，（清廷）命回兩江，而以鴻章署欽差代之，……」（後者見《清史稿．李鴻章傳》），並有陜甘總督左宗棠等協力圍擊，才於同治七年平定亂事。筆者猜測《清史稿．曾國藩傳》說「凡防河之策，皆國藩本謀也」會不會就是作者說曾國藩「終於平定了捻亂」的張本？但是無論如何，李、左等人之功不能抹煞，相關史事亦必須釐清。
再者，文中之「 臨海關」當為「臨淮關」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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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捷先《順治寫真》
【原文p.1】「……明思宗崇禎九年（一六三六），清朝採用的第一個年號叫崇德。在崇德之前，皇太極的父親努爾哈齊還建立過一個名為後金的汗國，後人說後金汗國用的年號是天命。天命朝歷時十一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至熹宗天啟六年，即一六一六～一六二六），因努爾哈齊病死而由皇太極繼任大汗，改年號為天聰，天聰十年（一六三六）因建立更大皇朝乃改國號為清，改年號為崇德。這是關心清史的人最起碼的常識，不能不知。」
【指疑】問題有二：
【A】引文作者既然知道「清朝採用的第一個年號叫崇德」，卻在隨後說「後人說（努爾哈齊的）後金汗國用的『年號』是天命」、「努爾哈齊病死而由皇太極繼任大汗，改『年號』為天聰」，顯然在筆法上有些矛盾，因為作者本人早已知道「天命」與「天聰」原係稱號，並非年號。
【B】有關「後金」之建號，查作者另作《努爾哈齊寫真》
原文p.122～123說：
「近代史家有人說：「史學家為了把努爾哈赤建立的金國和完顏阿骨打建立的金國相區別，稱努爾哈赤的金國為『後金』，並非努爾哈赤自稱過『後金』。」這種說法 黃彰健教授極不贊同，他認為努爾哈齊建立國號，並不自萬曆四十四年始，從萬曆二十四年起，一直到他去世，三十年間，他的國號經過五次改變，即最初係稱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後又改後金，最後改稱金。在萬曆三十三年時努爾哈齊已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萬曆四十四年仍用建州，稱大汗時未另定新名。改用後金作年號則在萬曆四十七年，大敗明軍於薩爾滸山一役時。其後在明熹宗天啟元年，再改稱金。黃教授的說法是根據史料而發的，我個人以為可信，……萬曆、天啟時代的人都說努爾哈齊用了「後金」皇帝字樣印信，「僭號稱金」，顯然「後金」是努爾哈齊在當時自稱的國號，而不是三百年後近代史家為區別完顏阿骨打新加的了。」
兩相對照，可知黃彰健先生說的是後金建號於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引文作者（陳捷先先生）則說是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然而他（後者）卻又說覺得黃文之說「可信」，讓讀者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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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疑案：三軍大學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四冊）》
【原文 p.4－1147】「周瑜在擊破烏林之曹營後，即以水軍杜截曹操企圖逃走船隻，並以大軍溯江西上，追擊曹軍運輸船隻，兵到巴邱（今湖南省岳陽縣）探知曹操之船團皆屯在其南四十里之金沙堆（今名曹公洲）一帶，瑜以兵遶道偃虯（在今曹公洲西北）截擊之，操之長水校尉任峻知不可免，乃舉火焚船，自駕小舟以逃。周瑜率其大軍直追操至於江陵城下。」
【指疑】引文中描述孫曹「赤壁之戰」後之「烏林之戰」以次，其經過甚詳，但是卻不見於史冊，其中特別是文中指名是任峻舉火燒曹操餘船一事，筆者遍查相關記載（包括大型類書）多時，皆不見此說，故只能列為疑案，並在此請教四方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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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疑案：【英】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
【原文 p.707～708】「不能指望王充會同意上天有意干預人事，甚至認為上天特別眷顧某一家一姓來掌權之說。除此而外，以下的主張是符合他的現實主義觀點的，即他辯論說，不管傳統的假說和教條怎麼講，沒有一種先驗的理論會把某一現世政權的命運看成必然次於前朝的命運，或者看成低於從前的黃金時代，因此，乍一看來會很奇怪地發現，他不僅提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受命於天的君主，而且還指出漢高帝和漢光武也是如此。王充也許在這裡僅指大家都在使用的陳詞濫調，即他並不認為它有實效，也沒有加以肯定的這種說法。
這種解釋也可以用於王充另一段關於漢高帝的命運和關於適於取得君權的文字上。在其他文字中，王充談到了或者適合於文的、或是適合於武的高級職位的個人才能，但是他提醒讀者們注意，不管這種才能能否取得成功，但其傑出之處也完全靠的是命運。從上下文看，王充所指的是「命」（destiny）；他似乎沒有用「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字樣。」【指疑】查東漢王充《論衡》書中，「
天命」一詞出現了卅餘次，不知為何前引文作者說他沒用過「
天命」的字樣，個中意義或甚至「玄機」何在（難道是翻譯的原因嗎），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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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叢耀、高金虎《百年檔案 4：百年兵器檔案》
【原文p.89】「……但日本畢竟是一個小國，其工業生產能力和科研能力根本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隨著美國參戰以及龐大的國民經濟軍事化，先進的美國戰鬥機源源不斷地走下生產線，開赴前線，「零」式戰鬥機的優勢就一去不復返了。到1944年，美國的P-38戰鬥機竟然把在「零」式戰鬥機護航下前往前線視察的山本五十六司令官打倒在地，「零」式戰鬥機成了山本司令官的棺材。」
【指疑】事實上山本五十六被美軍擊落於1943年4月，他當時乘坐的是日本海軍的「一式陸上攻擊機」，而前引文作者不但把他戰死的時間誤植，又說護航用的零式戰鬥機是山本的「棺材」，顯然很不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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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里斯．畢曉普、【英】克里斯．錢特著，張國良、姚寶珍、穆定平譯《航空母艦和艦載機》（c）
【原文 p.138】「該艦（信濃號航空母艦）從橫須賀轉移到吳港進行最後的組裝，途中被從一艘美國潛艇發射的6枚魚雷擊中，由於其水密艙當時尚未建成，海水毫無控制地湧進艙內。11月29日，該艘航空母艦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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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里斯．畢曉普、【英】克里斯．錢特著，張國良、姚寶珍、穆定平譯《航空母艦和艦載機》（b）
【原文p.136】「日本原計劃定購17艘「雲龍」級航空母艦，儘管其中一些已經在中途島海戰之前開工建造，但航空母艦所遭受的慘重損失，使得日本認為短期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進行改裝。」
【指疑】史實是日本原本計劃建構15艘雲龍級航空母艦，並非17艘。原作有誤（註）。
【註】請參見【日】片桐大自著，陳寶蓮、廖瑞雯、黃太華、鍾獻文譯《聯合艦隊軍艦大全》，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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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里斯．畢曉普、【英】克里斯．錢特著，張國良、姚寶珍、穆定平譯《航空母艦和艦載機》（a）
【原文p.131～132】「「翔鳳」號輕型航空母艦……」
【指疑】本書中所列之所謂「翔鳳」號當全係「祥鳳」號之誤（二者同樣是日本的輕型航空母艦，但是「鳳翔」與「祥鳳」二者當作正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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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德《三國志演義作者與版本考論》
【原文 p.22～27】「（羅貫中籍貫考辨）「東原說」的主要依據，是《三國志演義》或羅貫中其他小說作品的幾種版本的題署。這些版本，今所見者，計有《三國志演義》十三種，《水滸傳》四種，其他小說四種。……它們以「東原羅貫中」作為作者題署，有著自己的一些顯著的特點。……第一，刊刻的年代比較晚。……它們都晚於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或晚於萬卷樓周曰校刊本（萬曆十九年，1591）。第二，它們基本上都是二十卷本。……第三，它們的書名，基本上是《三國志傳》；……第四，它們刊刻的地點，基本上都在福建建陽。……第五，它們基本上是「上圖下文」的形式。……它們，二十一種版本，在「東原」的題署上，自成體系，和明代的另一個版本系統形成鮮明的對比。另一個版本系統，以嘉靖壬午本為首，……它們沒有「東原」的題署，……最早的來源應是嘉靖壬午本的的庸愚子序。……這裡首次以「東原」稱羅貫中的籍貫。我們還沒有發現，在蔣大器之前，或在弘治七年之前，曾有人提出過同樣的說法。蔣大器的說法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指疑】引文作者基於為了推翻羅貫中的籍貫是「東原」之說之目的，指出羅貫中被題署為「東原」者是出現在廿一種小說的版本之中，其中三國志演義（註：基本上書名是《三國志傳》）有十三種，而這些版本不但與嘉靖壬午本的三國演義系統不一樣，並且在刊行的時間上都晚於嘉靖壬午本。然而，他接著卻說「東原」的題署，……最早的來源應是嘉靖壬午本的的庸愚子（按：庸愚子即蔣大器）序」，這就讓他的論述減少了實質上的意義，因為嘉靖壬午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就算沒有題署作者是「東原」羅貫中，但是在其序文裡卻說羅貫中是東原人，並且在刊行時間上是較早的，所以引文作者若要以《三國志通俗演義》與《三國志傳》兩個「三國演義」系統的不同來辨明「羅貫中不是東原人」之論，這樣的角度恐怕欠缺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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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樹《中華史學三千年》
【原文p.192～200】「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受賄寫史深惡痛絕。他在《史通．曲筆篇》中對涉及收賄的兩位史家痛加斥責說：「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除劉知幾之外，提及班固受賄寫史的尚有：南朝學者劉勰在其《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說：「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劉勰在這裡述及班固「徵賄」寫史之事，但並未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只是說仲長統（仲長統字公理）曾對此事詳加辨析。而現存仲長統的著述中沒有相關的論述，議者多以為其論當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遺逸，《全後漢文》中輯錄的《昌言》現存篇目中未論及此事，因而具體情況無從查考。稍後，北朝學者柳虬在談到漢魏以降史官「密為記注」與史家「密書其事」的弊端也說：密記密書的結果，是使很多事實無法弄清，「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此外，武則天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國史的劉允濟在強調史官職任之重要時也說：「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由上可見，無論是劉勰、柳虬、劉允濟還是劉知幾，都提到了班固受賄寫史之事，但又都缺乏詳盡的記述。……除劉知幾外，劉勰、柳虬、劉允濟三人的態度都很模糊，予人以謹慎對待，不願輕下結論的感覺。……
……對班固受賄寫史之事，前人說法不一。……但是，「受金」之説非止一人，似乎並非空穴來風，那麼，這一說法由何而起呢？……班固受明帝之命續寫《漢書》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事件，……作為被廣泛傳寫的班固「受命」寫史之事極易在傳抄過程中被誤寫為「受金」寫史。之所以這樣說，原因在於，「命」、「金」二字，字型十分相似，……最早提及班固受賄寫史問題的是仲長統，即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的相關記述。但是，仲長統生活的年代去班固逝世已一百餘年，百餘年間的輾轉傳抄，無論是錯抄還是因字跡受損模糊而導致誤鈔，都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
【指疑】引文作者為了為班固「受金」寫史一事辯誣而花了很多力氣，其中多有中肯論述（包括認為「天子不宥」、「律令不許」、「士林不齒」、「怨家不饒」等一干理由定使班固必然不會如此做，另外又提出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考史》、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對班固「受金」一事之質疑），但是在後面所說的「『受金』一詞係『受命』」之誤」一說則似乎有待商榷，因為「受金」與「收賄」、「受賄」之意相同，只是用以描述客觀事實，如引文所提「班固受金之名」（柳虬）、「班生受金」（劉允濟）等也都是同樣的意思，但是它們都不是史書中所原始記載的文字，所以光是試圖推翻「受金」一詞並不具備實質意義；何況作者已說「最早提及班固受賄寫史問題的是仲長統」，而仲長統說的是「徵賄」而非「受金」，因此不管班固是否真的「收賄寫史」，只是否定後人口中所說「受金」二字並無助於發掘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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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戴維．喬丹著，張國偉、胡良、謝仁亞譯《狼群—德國U型潛艇戰與盟國反擊作戰 1939～1945》
【指疑】上列書的出版者為台灣的風格司藝術創作坊（2009.03），其簡體字版的出版者則為中國的中國市場出版社（2010.07）：
【英】戴維．喬丹著，張國良、胡偉、謝伏婭譯《大西洋潛艇戰－希特勒的狼群》
然而由上列可知，三位譯者的姓名皆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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