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3/7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續前)
至於日後司馬懿在與曹爽的鬥爭中之所以獲勝,或許這是由於曹爽掌權長達十年,期間做作威福,「驕淫盈溢」(《三國志.曹真傳》附〈曹爽傳〉語),本身卻又才具不夠,所用非人,更糟的是因征蜀失敗而大失威望(有如日後東吳之諸葛恪於北伐失敗後,在所屬國內的聲望亦降至谷底),誠如清朝學者何焯說:
曹爽固豚犢,終于必敗,然不興駱谷之役,則民怨未起。」(註11

即是指此事,像司馬師那樣曾經在軍事行動不利後「引二敗為己過」(註12)的政治手腕更是像曹爽這樣的公子哥兒做不到也學不來的,以致於朝野怨望,人心不附,換句話說,這牽涉到的是曹爽個人的因素大些(至於《晉書.宣帝紀》說曹爽與何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張)當密謀,圖危社稷」(註13),則疑是被司馬懿羅織出來的罪名,筆者認為未可盡信),與「豪族」、「寒族」之類的緣故關係並不明顯,而如果當時是易人(如曹宇或其他曹氏、夏侯氏人士)秉政,結果可能不同吧,誰知道?

無怪乎中國學者馬植傑《三國史》也說
過去許多史家認為曹爽與司馬懿的鬥爭是代表庶族地主與世族地主兩個階層的鬥爭,這種說法是不太確切的,曹爽是魏大司馬曹真的兒子、曹操的侄孫。曹氏自曹騰兄弟以來就累世富貴,曹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曹洪伯父鼎尚書令;曹修祖吳郡太守;曹操及其子孫多有文才,曹魏親族曹氏和夏侯氏也多具有高度的封建文化水平,再加上他們是皇族,所以早已躋入世族之林。假若曹魏統治者不是首先代表世族的利益,那末,世族地主之所以樂於擁護曹操,曹魏統治者之所以屢次給世族地主以政治特權,都該作何解釋呢?……夏侯玄早已以名士世族自居,而不屑與出身於寒門的新貴族並肩共坐。和曹爽同時被司馬懿殺害的曹爽派首要分子也多是權門大族出身。……確切地說,……曹爽等人是代表腐化已深的曹魏皇族和世族地主中的浮華派,司馬懿則是代表從曹操以來世族地主中的事功派。(註14

故基於上述原因,拙見認為把「豪族」與「寒族」這個觀念上的定位拿來區分司馬氏與曹氏這兩家的鬥爭是沒有意義的,而將兩氏之爭說成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恐怕也只能說是一種過於擴大解釋的說法,實則似是而非。

◆所謂「儒家」與「非儒家」之爭
世人有謂「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語出《晉書.傅玄傳》),彷彿曹氏一族缺乏文化-特別是儒學的修養又不重視儒家。惟根據萬繩楠先生本身的研究認為:
曹丕為王之初,陳群利用曹丕的信任,創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度)。這實際上是一種進一步鞏固世族、儒門的地位、排斥庶族和新官僚的制度。……中正的意志就是世族的意志。」(註15

他並進一步指出:
至遲到魏明帝時,在用人上已經是重「性行」而非重才了,門望、儒學成了選舉標準,與曹操唯才是舉完全不同了。如《魏志.盧毓傳》記載:明帝「舉中書郎」,給吏部尚書盧毓一個詔令,內中曾指出:「選舉莫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可是盧毓則認為:「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他在選舉上,還是「先舉性行而後言才」。所謂「先舉性行」,即先選舉因為「畏教慕善」而獲得好名望的人。「畏教慕善」當然是那些標榜儒家名教的人物,是以儒學傳家的世族。」(註16

準此,可謂與開篇所引萬氏之書中說的「西晉統治者標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來維繫名教秩序的道德標準」已經很接近了。於是乎能說曹氏一族不重視儒家嗎?真相是至遲從魏文帝曹丕開始就有些調整了。根據《三國志.文帝紀》及其裴注之記載,曹丕在《典論.自敘》中自稱「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而在他稱帝的時代,除了前提之確立九品中正制度一事外,於即位次年(黃初二年)即詔稱孔子為「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封議郎孔羨(孔子後人)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他並且在癸酉詔書中說: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于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文中引用「苛政猛於虎」之儒典典故,並具體言及「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史書稱曹丕:
……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另外又說:
「(曹丕)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

此處談到他不但經常集合諸儒講論大義(請注意,其中提及為他「素所敬者」之王朗本身也是「通經」的儒家學者-見《三國志.王朗傳》,並且推崇漢文帝時的「寬仁玄默」、「以德化民」之治國方略(註17。凡此事實,無怪乎後世有學者認為「曹丕繼承曹操的基業,……曹操成功的法治之術,他不會也不能貿然廢棄;而「曹操治平尚德性,有事賞功能」的教令,為他在新形勢下實現「賞功能」到「尚德性」的政治轉變,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曹丕統治期間,實際上一面因循法治,一面積極提倡儒教。(註18

及至魏明帝時代,我們知道他是重視「權法之治」(註19)的,這在侍中劉曄初見他時即比諸「秦始皇、漢孝武之儔」(見《三國志.明帝紀》注引《世語》)時已見端倪,不過他在即位後之次年(太和二年)即有詔書說:
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而他用人重「性行」,儒學也成了選舉標準,這乃是前述已提到的。到了齊王曹芳,不但尊孔尊儒,皇帝自己也能講《尚書》《禮記》等經典。繼立之高貴鄉公曹髦聰明好學,「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並令群臣「玩習古義,脩明經典」(見《三國志.三少帝紀》),常與之「講宴東堂,并屬文論」(見《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傅暢《晉諸公贊》),且曾親臨太學聽講,並提問於主講《易》、《尚書》、《禮記》等之經師,後者有人幾被問至難以回答;曹髦本身也有儒學著作,如《春秋左氏傳音》、太學講義(註20)等。這些表現又何異於司馬懿之為儒學世家的形象,或甚至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3/7;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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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見中國清朝何焯《義門讀書記》
【註12】司馬師「引二敗為己過」,一次是魏齊王(曹芳)嘉平年間,司馬師乘吳主孫權去世時,發動王昶、毌丘儉與胡遵合諸葛誕三路大軍伐吳,不料東路主力的胡遵等為吳軍丁奉所敗,王昶與毌丘儉不得不各自燒屯逃走;另一次是同年,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司馬師同意了,結果在兵力尚未集中時,新興、雁門二郡的胡人卻因受到驚擾而企圖造反。此二事皆為司馬師引為己過,不責部屬,眾人為此咸感「愧悅」(見《資治通鑑》)。東晉習鑿齒曾為此讚曰:「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
【註13】此事同見於《三國志.曹真傳》附〈曹爽傳〉說:「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此乃張當片面之詞也。
【註14】請參見馬植傑《三國史》,人民出版社,p140141
【註15】見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雲龍出版社,p.9899
【註16】同註15
【註17】西漢文帝時代,整體來說也許不算是儒家之治,但是曹丕對他的推崇,也是對苛政用法的一種反省。
【註18】見柳春新《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中國岳麓書社,p.117
【註19】參考同註18p.127134
【註20】見清朝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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