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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7/7）



（續前）
◆幾個問題辨正
【1】有關所謂「曹操裁抑豪強」之說：
前引萬氏之書提到了「曹操對豪強是抑制的」的問題。話說曹操出身宦官養子之家，本身為太尉之子，卻又自稱「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載建安十五年曹操十二月己亥令），而觀其上台掌權前後許多打擊豪強的作為，包括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豪族大姓皆受衝擊，不少地方官如滿寵、趙儼等也因為受到他的支持而勇於對付豪強，因此有人認為「裁抑豪強」就是曹操的重要政策。

然而究其實際，曹操還是任用了許多出身豪強大族的人才，如前面已提過的荀彧、陳群、司馬懿、鄭渾……，乃至於李典、田疇等，可見他不是裁抑豪強，而不過是裁抑不利於自己的人而已（這就好像日後司馬昭殺害名士嵇康，並不能因此就將之解釋為司馬昭敵視所有名士，而其實只是要消滅對他不利的人一樣，像對之沒有威脅性的阮籍就獲得保全身家；至於「竹林七賢」中有多人向司馬氏靠攏，也獲得了晉室標準下的令名以終，可見有些「擴大化」、「複雜化」的解釋有如「裁抑豪強」、「殘殺名士」等是必須避免的，否則難得史實真相）。對豪強大族，曹操只是不予偏袒，但是也非刻意打擊，而是擇賢予以任用，甚至努力爭取他們的合作。故所謂曹操「裁抑豪強」之論，乃是不符史實的說法。

【2】所謂「豪族」都支持司馬家嗎？
筆者前文已觸及這個問題，在此再作個補充。觀乎前引萬氏之書中雖說：「袁紹父子的失敗也就是豪族的失敗，但只是暫時的失敗。他們在找到了司馬懿父子之後，都支持司馬懿父子與曹氏鬥爭。」然而拙見認為真相是一批「寒族」、「豪族」一起幫助曹操這位「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打敗了袁紹，後來曹家式微，於是一批「寒族」、「豪族」又一起幫助司馬氏奪取了曹家政權（如前述，這兩批人其實部分是有重疊性的），這兩者背後都有「擇主而事」的考量，不過其中前者以其所處的「天下大亂，群雄紛立」之時代背景，有的還有「興復漢室」的用心，但是後者則無非多半是為了自身的功名利祿著想，所以把這個焦點往寒族、豪族的鬥爭去聯結，拙見認為這個方向有些補風捉影的感覺，實則未必妥當。

於此，想到時下坊間有不少著作，在提到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時，往往不忘來這麼一句：「當時，在曹氏與司馬氏之間，士族多是支持司馬氏的。」拙見認為這些敘述通常都沒有同時提到「寒族」的情況，意思是說，如果有充分實據能夠證明當時的「寒族」相反地則是支持曹氏的，那麼所謂「士族多是支持司馬氏的」這句話的意思才能夠隨之突顯、也才有具體的意義，否則只能說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豪族」、「寒族」都一樣多半是心向司馬氏的，如《三國志．孫皓傳》引《襄陽記》說東吳丞相張悌有謂：
「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姦計立矣。」

又如《晉書．景帝紀》說：
「（司馬師）魏嘉平四年春正元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二文中說的「腹心不擾……四方不動」、「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大概就是指出這種天下人心趨一的情況，而其原因不外乎前面所說的曹爽失政；何況在高平陵事件之前，曹爽執政已有十年之久，既不見高明，中間又經歷了失敗的征蜀一役，早已累積了魏朝人士太多不滿，只待一旦爆發而已，至於什麼「寒族」、「豪族」的問題都還在其次－即以曹爽本人來說，他幾曾蓄意對「豪族」不利？他自己又幾曾自居「寒族」？再說曹氏在不得人心的曹爽之後，抬面上也推不出像樣的人物出來支撐大局（曹爽、夏侯玄且在政爭中皆被夷三族；另有夏侯霸投奔西蜀），至於司馬懿之後倒是有司馬師、司馬昭這樣的人物（註34），而他本人又在朝中為官已歷人主四代，經營既久，所以當時的朝官或士族們選擇支持他，說穿了，無非是一種「選邊效應」而已，何涉分辨「豪族」、「寒族」或「儒家」、「非儒家」之事呢？

【3】所謂「司馬晉與曹魏的統治不相同，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之說：
拙見認為西晉政權的出現，其意義不在「表明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而只是司馬氏與曹氏的兩姓之爭，至於西晉與曹魏政權兩者的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不一樣，筆者認為個中最大原因還是在統治者的好尚、取向與時代的需要不同，特別是曹操之世，天下大亂，因此不得不一力講求「唯才是舉」，其後歷經曹氏各代有些調整，到了司馬炎之世，天下形勢更是不一樣了，所採取的治術當然也不一樣，而這是時代改變與政權替代後的一個正常現象－即使是司馬氏本身，雖說是什麼儒教信徒（註35），但是到了元帝司馬睿時不也「用（法家）申韓以救世」（見《晉書．阮籍傳》附〈阮孚傳〉）、「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見《晉書．庾亮傳》）而以法御下，這讓人想起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的評語說曹操「擥申、商之法術」，顯示出南遷後的晉元帝處於阢隉不安的情況下，其做法與當年打天下的曹操如出一轍，什麼「儒術」、「名教」等權且都放一邊了，可見這都是視時需而轉移的。事實上說曹操改變了時代風氣固然其來有自，但是代表意見如中國清朝學者李慈銘所說：
「自魏武崇尚權詐，流品不立，繼以文明，點飾浮華，由是風教陵遲，人不知有禮義。晉初佐命者，皆卑污無恥之徒，視篡盜為固有。故一傳而後，世臣華冑，人有問鼎之心。」（註36）

可見世人的觀感是司馬晉這個朝代並不比曹魏高明，而如果把司馬家與曹家這兩姓之爭的重點放在「儒家貴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鬥爭」上，筆者個人認為這樣的觀察角度恐怕是失焦了。這一切，誠如學者鄺士元有言：
「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皆乏可憑藉之理。質言之，乃一門第家族政權之易勢也。」（註37）

可以說，魏之篡漢不是某個「寒族」或「豪族」集團的奪權，同樣地，「晉之篡魏」也不是某個「寒族」或「豪族」集團的奪權，實則為曹氏奪權於劉氏、司馬氏奪權於曹氏，僅屬兩姓之間的逐鹿鬥爭而已。且以後者來說，應該說本質上就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且是兩個「高門」之間的鬥爭，但看誰爭取到較多的「寒族」與「豪族」之共同支持，惟因為司馬懿和曹操的出身經歷不盡相同，所以可能就被若干學者擴大至劃屬不同的出身階級或「集團」且彼此之間展開權力競逐了，然而究其實際，且根據拙文前面的分析，所謂「儒家豪族」（或稱「士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辨別與分界，就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歷史意義來說，應該是難以應用上才是吧（註38）！以上，淺陋之處，尚請方家不吝指正（7/7；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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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司馬懿有九子：以司馬師、昭最為知名，餘為司馬榦、亮、侑、京、駿、彤、倫（末者在八王之亂中曾參與廢賈后並自立，旋而事敗被賜死）。
【註35】《晉書．宣帝紀》說司馬懿曾戒其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此又殆非純儒家之言也。
【註36】見中國清朝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註37】同註9。
【註38】東漢以「名教」治天下，但是到了東漢末年，「名教」已經不能維繫人心（肇自皇帝失政，選舉為外戚、宦官、大族與朋黨把持，根據「名教」標準選拔出來的官僚腐化無能，政治對立與社會動亂頻仍），隨後經歷了三國亂世，最後統一天下的司馬氏據說竟又是個主張「名教」的「儒家豪族」；然而用以補強摧柱的，則是九品中正制度，而這個制度卻是由被稱為「非儒家的寒族」之曹氏政權所確立；接著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又逐漸被玄學取代於一時，可見司馬氏的「名教」之脆弱。這一切，能說是魏晉史的某種「弔詭」嗎？拙見認為若能將司馬氏與曹氏之爭解釋為「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爭」一事予以釐清，將有助於讓它得到清楚的解釋。實際上和曹家比起來，所謂「豪族」、「儒家」絕非司馬家的專利，至於法術的應用之於曹氏原是為了整治亂世，而那也只是為適應時需的非常手段，故自曹丕以次即漸次調整，並且以九品中正制度來鞏固，至日後司馬氏興盛時，所用的也無非是這一套。凡此種種，拙見認為在司馬氏、曹氏的鬥爭中，究竟誰是豪族、寒族，或誰是儒家、非儒家的問題並不重要，因為這其實就只是一場兩姓之爭，至於司馬氏之最後獲勝，純係因為曹家無傑出後人可以守成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