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7/7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續前)
◆幾個問題辨正
1】有關所謂「曹操裁抑豪強」之說:
前引萬氏之書提到了「曹操對豪強是抑制的」的問題。話說曹操出身宦官養子之家,本身為太尉之子,卻又自稱「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載建安十五年曹操十二月己亥令),而觀其上台掌權前後許多打擊豪強的作為,包括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豪族大姓皆受衝擊,不少地方官如滿寵、趙儼等也因為受到他的支持而勇於對付豪強,因此有人認為「裁抑豪強」就是曹操的重要政策。

然而究其實際,曹操還是任用了許多出身豪強大族的人才,如前面已提過的荀彧、陳群、司馬懿、鄭渾……,乃至於李典、田疇等,可見他不是裁抑豪強,而不過是裁抑不利於自己的人而已(這就好像日後司馬昭殺害名士嵇康,並不能因此就將之解釋為司馬昭敵視所有名士,而其實只是要消滅對他不利的人一樣,像對之沒有威脅性的阮籍就獲得保全身家;至於「竹林七賢」中有多人向司馬氏靠攏,也獲得了晉室標準下的令名以終,可見有些「擴大化」、「複雜化」的解釋有如「裁抑豪強」、「殘殺名士」等是必須避免的,否則難得史實真相)。對豪強大族,曹操只是不予偏袒,但是也非刻意打擊,而是擇賢予以任用,甚至努力爭取他們的合作。故所謂曹操「裁抑豪強」之論,乃是不符史實的說法。

2】所謂「豪族」都支持司馬家嗎?
筆者前文已觸及這個問題,在此再作個補充。觀乎前引萬氏之書中雖說:「袁紹父子的失敗也就是豪族的失敗,但只是暫時的失敗。他們在找到了司馬懿父子之後,都支持司馬懿父子與曹氏鬥爭。」然而拙見認為真相是一批「寒族」、「豪族」一起幫助曹操這位「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打敗了袁紹,後來曹家式微,於是一批「寒族」、「豪族」又一起幫助司馬氏奪取了曹家政權(如前述,這兩批人其實部分是有重疊性的),這兩者背後都有「擇主而事」的考量,不過其中前者以其所處的「天下大亂,群雄紛立」之時代背景,有的還有「興復漢室」的用心,但是後者則無非多半是為了自身的功名利祿著想,所以把這個焦點往寒族、豪族的鬥爭去聯結,拙見認為這個方向有些補風捉影的感覺,實則未必妥當。

於此,想到時下坊間有不少著作,在提到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時,往往不忘來這麼一句:「當時,在曹氏與司馬氏之間,士族多是支持司馬氏的。」拙見認為這些敘述通常都沒有同時提到「寒族」的情況,意思是說,如果有充分實據能夠證明當時的「寒族」相反地則是支持曹氏的,那麼所謂「士族多是支持司馬氏的」這句話的意思才能夠隨之突顯、也才有具體的意義,否則只能說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豪族」、「寒族」都一樣多半是心向司馬氏的,如《三國志.孫皓傳》引《襄陽記》說東吳丞相張悌有謂:
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姦計立矣。

又如《晉書.景帝紀》說:
「(司馬師)魏嘉平四年春正元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二文中說的「腹心不擾……四方不動」、「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大概就是指出這種天下人心趨一的情況,而其原因不外乎前面所說的曹爽失政;何況在高平陵事件之前,曹爽執政已有十年之久,既不見高明,中間又經歷了失敗的征蜀一役,早已累積了魏朝人士太多不滿,只待一旦爆發而已,至於什麼「寒族」、「豪族」的問題都還在其次-即以曹爽本人來說,他幾曾蓄意對「豪族」不利?他自己又幾曾自居「寒族」?再說曹氏在不得人心的曹爽之後,抬面上也推不出像樣的人物出來支撐大局(曹爽、夏侯玄且在政爭中皆被夷三族;另有夏侯霸投奔西蜀),至於司馬懿之後倒是有司馬師、司馬昭這樣的人物(註34),而他本人又在朝中為官已歷人主四代,經營既久,所以當時的朝官或士族們選擇支持他,說穿了,無非是一種「選邊效應」而已,何涉分辨「豪族」、「寒族」或「儒家」、「非儒家」之事呢?

3】所謂「司馬晉與曹魏的統治不相同,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之說:
拙見認為西晉政權的出現,其意義不在「表明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而只是司馬氏與曹氏的兩姓之爭,至於西晉與曹魏政權兩者的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不一樣,筆者認為個中最大原因還是在統治者的好尚、取向與時代的需要不同,特別是曹操之世,天下大亂,因此不得不一力講求「唯才是舉」,其後歷經曹氏各代有些調整,到了司馬炎之世,天下形勢更是不一樣了,所採取的治術當然也不一樣,而這是時代改變與政權替代後的一個正常現象-即使是司馬氏本身,雖說是什麼儒教信徒(註35),但是到了元帝司馬睿時不也「(法家)申韓以救世」(見《晉書.阮籍傳》附〈阮孚傳〉)、「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見《晉書.庾亮傳》)而以法御下,這讓人想起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的評語說曹操「擥申、商之法術」,顯示出南遷後的晉元帝處於阢隉不安的情況下,其做法與當年打天下的曹操如出一轍,什麼「儒術」、「名教」等權且都放一邊了,可見這都是視時需而轉移的。事實上說曹操改變了時代風氣固然其來有自,但是代表意見如中國清朝學者李慈銘所說:
自魏武崇尚權詐,流品不立,繼以文明,點飾浮華,由是風教陵遲,人不知有禮義。晉初佐命者,皆卑污無恥之徒,視篡盜為固有。故一傳而後,世臣華冑,人有問鼎之心。」(註36

可見世人的觀感是司馬晉這個朝代並不比曹魏高明,而如果把司馬家與曹家這兩姓之爭的重點放在「儒家貴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鬥爭」上,筆者個人認為這樣的觀察角度恐怕是失焦了。這一切,誠如學者鄺士元有言:
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皆乏可憑藉之理。質言之,乃一門第家族政權之易勢也。」(註37

可以說,魏之篡漢不是某個「寒族」或「豪族」集團的奪權,同樣地,「晉之篡魏」也不是某個「寒族」或「豪族」集團的奪權,實則為曹氏奪權於劉氏、司馬氏奪權於曹氏,僅屬兩姓之間的逐鹿鬥爭而已。且以後者來說,應該說本質上就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且是兩個「高門」之間的鬥爭,但看誰爭取到較多的「寒族」與「豪族」之共同支持,惟因為司馬懿和曹操的出身經歷不盡相同,所以可能就被若干學者擴大至劃屬不同的出身階級或「集團」且彼此之間展開權力競逐了,然而究其實際,且根據拙文前面的分析,所謂「儒家豪族」(或稱「士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辨別與分界,就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歷史意義來說,應該是難以應用上才是吧(註38)!以上,淺陋之處,尚請方家不吝指正7/7;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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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司馬懿有九子:以司馬師、昭最為知名,餘為司馬榦、亮、侑、京、駿、彤、倫(末者在八王之亂中曾參與廢賈后並自立,旋而事敗被賜死)。
【註35《晉書.宣帝紀》說司馬懿曾戒其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此又殆非純儒家之言也。
【註36】見中國清朝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註37同註9
【註38】東漢以「名教」治天下,但是到了東漢末年,「名教」已經不能維繫人心(肇自皇帝失政,選舉為外戚、宦官、大族與朋黨把持,根據「名教」標準選拔出來的官僚腐化無能,政治對立與社會動亂頻仍),隨後經歷了三國亂世,最後統一天下的司馬氏據說竟又是個主張「名教」的「儒家豪族」;然而用以補強摧柱的,則是九品中正制度,而這個制度卻是由被稱為「非儒家的寒族」之曹氏政權所確立;接著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又逐漸被玄學取代於一時,可見司馬氏的「名教」之脆弱。這一切,能說是魏晉史的某種「弔詭」嗎?拙見認為若能將司馬氏與曹氏之爭解釋為「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爭」一事予以釐清,將有助於讓它得到清楚的解釋。實際上和曹家比起來,所謂「豪族」、「儒家」絕非司馬家的專利,至於法術的應用之於曹氏原是為了整治亂世,而那也只是為適應時需的非常手段,故自曹丕以次即漸次調整,並且以九品中正制度來鞏固,至日後司馬氏興盛時,所用的也無非是這一套。凡此種種,拙見認為在司馬氏、曹氏的鬥爭中,究竟誰是豪族、寒族,或誰是儒家、非儒家的問題並不重要,因為這其實就只是一場兩姓之爭,至於司馬氏之最後獲勝,純係因為曹家無傑出後人可以守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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