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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張廣智《西方史學史》



相信對西方史學有興趣的讀者們，對中國學者張廣智這個名字不會陌生，特別是他的多本著作已被翻譯為正體字的版本介紹到台灣本國，如《西方史學散論》、《史學：文化中的文化》（與張廣勇先生合著）、《年鑑學派》、《心理史學》、《影視史學》等，讓更多的台灣讀者有機會能讀到他的作品，有助於窺及更多西方史學的殿堂。本文旨在抱著請教的心情，討論由張廣智先生主筆、與陳新先生合撰的《西方史學史》一書（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出版；台灣國內有正體字版。以下簡稱「張書」），並希望就所見的問題與有識讀者討論，淺陋之處尚祈不吝指教。

基本上本書所涵蓋的內容可以用「廣博豐富」來形容，相當全面性地介紹了西方史學的經緯，並且文筆之流利相當可觀，相信閱後的讀者都會為書中所介紹的知識感到相當受益。不過本書有個不小的問題，就是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被迫與馬克思與恩格斯「相遇」，因為作者不時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言論，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觀點來作輔助敘述，並在文中常使用馬克思與恩格斯式的名詞（如「資產階級史學家」、「反封建」等之類），讓人頗為困擾；更糟糕的是作者奉馬、恩哲學為圭臬並把他們當作思想導師之餘，在介紹西方史學中每每不但以之為評定高下的標準，甚至當作評斷對錯的依據，例如：重視經濟因素、用唯物觀點（包括被作者主觀視為「唯物」者）的就是高明的、卓越的、難能可貴的，否則就是「有局限性」、「偏見」，甚至「錯誤」，造成了讀者有個印象，就是本書似乎是掉入了一個「唯物史觀」的框架裡，失去了客觀的立場，而客觀的立場是一本優良的教科書所不能或缺的，不是嗎？

相對地，楊豫先生的《西洋史學史》也無法避免這個問題，但是比較起來情況不如張書嚴重；郭小凌先生的《西方史學史》雖然也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傑出的歷史家，但是那是在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章節裡才提到的，不違其著作在整體上的專業精神；蔡石山先生的《西洋史學史》則根本不提馬、恩二人－也許這是因為他把他們當做哲學家來看待，所以不入史學之林吧？我猜。筆者相信能夠不陷於馬恩列史哲學（或任何其它哲學）的陷阱與窠臼的書籍才能通得過不同時空的考驗，而長期被讀者接受，否則如果動不動就要搬出這幾尊「偶像」出來進行「思想鎮壓」，動輒將它融入文中敘述，等於是同時在自己和讀者的頭上套上意識型態的枷鎖，相信這樣的寫作方式在學術上是較難通行廣遠的。

再者，除了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以外，本書作者也經常引用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和古奇的《19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的觀點，或是轉引其中的相關文字。就轉引文字來說，必要時原是無可厚非；且就實際情況來說，若要求作者就自己文中所介紹的外文著作果真一本本地去閱讀、研究，確實有不小的難度，這是我們可以充分理解的，只不過是當需要直接引用觀點時，似乎還是要力求保持適度較好，畢竟如果讀者需要知道「湯普森」（或「古奇」）的觀點，那就直接去讀湯普森（或古奇）的著作（乃至於介紹他們的著作）就可以了，何必再讀張書呢？更何況對一個「西方史學史」的初學者來說，當在書中讀到「湯普森認為……」（或「古奇認為……」）時，恐怕還沒弄明白誰是「湯普森」（或「古奇」）是誰，徒感納悶而已。再說作者這樣做，也許是覺得引用著名史家的看法可以加強自己的說服力，其實另一個可能的反效果是恐將造成讀者一個錯覺，誤會作者只是在襲用他人的觀點或文字敘述而已，若操作不當，恐怕得不償失。

以下是再就幾處敘述提出討論，所列頁數皆取自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在09/2002（五次印刷）出版的張廣智《西方史學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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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前言 p.2～3】「研究西方史學史，應有一種正確的歷史觀的指引，對我們而言，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這樣才能更好地吸收與借鑒西方史學，才能逐漸克服在這一學科領域內習見的對西方史學或一概排斥，或盲目崇拜的傾向，逐漸奠立中國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

【指疑】作者認為研究西方史學史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不知道這又算不算另一種他所說的「盲目崇拜的傾向」？特別是既然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了，那麼中國史學家又如何奠立「主體意識」？難道「盲目崇拜」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中國歷史學家就可以算是有「主體意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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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6】「3﹒樸素唯物主義歷史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僅以資料翔實可靠、敘事力求公允而名垂青史，更重要的是他在書中所顯示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也是光彩奪目的，可以說這一點達到了他那個時代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令人矚目。」

【指疑】作者說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經「達到了他那個時代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所持理由是「他在書中所顯示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這樣的價值判斷是否流於主觀，相信仍有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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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8～30】「修昔底德由於受到當時所流行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所以他在史學上的觀點上與當時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對宇宙的認識有一致的見解：宇宙的萬物決定於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變化則決定於自身的因果關係。用一種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理去處理史事，這正是他遠遠要高出於當時希臘諸史家之上的原因。……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第一個意識到經濟因素會對歷史進程發生重要影響的歷史學家。限於當時的條件，作者當時還不能對此作出像今天這樣完整的表述，但他已認識到歷史的進程，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制約。這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堪稱首創。…在這裡，作者提出一個出色的思想：歷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當然，修昔底德的史學也有缺陷。他把伯里克利等少數傑出人物，描繪成可以脫離社會條件與社會實踐的「天才」，認為，如果伯里克利不是早死的話，「雅典霸國」是不至於傾覆的，這就宣揚了英雄史觀。作者還不能擺脫古代史家一般所具有的對命運的信仰，認為人類無力抗拒它。他還常常用抽象的人性來解釋歷史，說什麼「人性總是人性」，人的「天性易於犯錯誤」，把嫉妒和貪欲看作人的本性，並由此產生了人們的行動，這些顯然都是唯心主義的觀點。」

【指疑】作者於此處，前文先說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是「用一種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理去處理史事」，而且「這正是他遠遠要高出於當時希臘諸史家之上的原因」，然後後文又指責他使用「唯心主義的觀點」，並視此為其史學上的「缺陷」，這顯然是矛盾的，因為修昔底德既然使用了「唯心主義的觀點」，那又怎麼能說他是「用一種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理去處理史事」呢？

至於說修昔底德是唯物主義，根據作者的說法，可能是因為他有「宇宙的萬物決定於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變化則決定於自身的因果關係」的見解，而且「認識到歷史的進程，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制約」，並「提出一個出色的思想：歷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問題是首先，為何「宇宙的萬物決定於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變化則決定於自身的因果關係」就是唯物主義，我們不得而知；其次，光是認識到「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就算是唯物主義了嗎？而且就算修昔底德果真認為「歷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那麼這就等於他認為經濟是歷史發展的最主要或甚至唯一的因素嗎？這實在很難說得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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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50～53】「塔西陀（Tacitus，約公元55-120年）無疑是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當然，由於塔西陀的貴族共和派的思想感情，使他對早期羅馬帝國的人與事還不可能做出正確的科學分析。他未必能認識到帝制有其殘忍的一面外，也有在一定條件下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如他對提貝里烏斯極盡揭露之能事，但對這位皇帝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則缺少應有的評價，這就有點片面了。現代史家研究認為，提貝里烏斯是早期羅馬帝國一位有作為的君主其他的皇帝，其他的皇帝，如克勞狄烏斯時興修水利，挖掘運河；維斯帕西亞努斯、提圖斯至多米提安等皇帝當政時，在政治、經濟及邊防建投上都是有所建樹的，所有這些都應作出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否則的話，人們就難於理解，在他們執政的這段時間內能使羅馬帝國的社金有所前進。因此，塔西陀把早期羅馬帝國寫成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失之偏頗的。」

【指疑】文中所謂「正確的科學分析」一語看來令人有些納悶，因為不要說是古羅馬時代的塔西陀了，時至今日我們也還不知道歷史學家如何對歷史上的任何人與事做「正確的『科學分析』」吧？

再者，作者既然說塔西陀「把早期羅馬帝國寫成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失之偏頗」，那麼塔西陀又如何能當得上前面所說的「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稱號呢？因此即使前後尚有相當篇幅的敘述，但是筆者認為這對讀者來說，恐怕仍然不易了解。

還有，作者說塔西陀「未必能認識到帝制有其殘忍的一面外，也有在一定條件下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接著就談到幾位羅馬暴君的積極作為，然而這些作為究竟是這幾位羅馬暴君的「個人」作為，還是「帝制」之為一種政治制度「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呢？筆者相信這兩者有別，就好像如果有人要歌頌中國的唐太宗或清聖祖康熙等，難道就等於是在歌頌「帝制」嗎？凡此還是需要加以界定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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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疑】原書p.113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史家波丹的著作是《易於理解歷史的方法》，但是在p.139說的書名變成《理解歷史的方法》，前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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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疑】圭恰迪尼（Guicciardini，或譯為基察第尼）被視為是馬基維里（Machiavelli）的繼承者，他的生卒年在張書裡列為1482～1540（p.100），但是在J.W.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上卷第二分冊）中則作1483～1540（p.714）。不知何者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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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17】「我們最先面對的是由約翰．卡立溫（John Carion，1499—1537年）撰寫的一部《編年史》，它從亞當到1532年分為七個世界周期。被稱為「全德導師」的美蘭克敦（Melanchthon，1497—1560年）將這部《編年史》進行了大範圍的修訂，他把卡立溫分出來的七個世界周期縮減為三個，每個約延續2000年，它們分別是從創世紀到亞伯拉罕時代，從亞伯拉罕到基督降生，從基督降生到現代的1500年。美蘭克敦是馬丁．路德的朋友，也是路德教派的忠實代表，作為一位系統的神學家，他感到新教與天主教鬥爭的主戰場是在原始教義與歷史傳統方面，因此他很快使重新修訂的《編年史》變成了路德教派在大學的一本好教材。歷史寫作確實成了新教宣傳的有利工具，在路德派的歷史理論中，歷史重新被當作是上帝的工作，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經過上帝安排好的。」

【指疑】所謂「歷史重新被當作是上帝的工作，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經過上帝安排好的」聽起來比較像是「預定論」，而根據本書的敘述，「預定論」應該是喀爾文教派（而非路德教派）強調的才對。存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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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18】「《教會編年史》落在了一位真正的學者加索綳（Casaubon，1559—1614年）的目光中，它看上去便是滿目瘡痍。巴洛尼阿斯知識貧乏的程度令這位加爾文教徒震驚，加索綳對這部著作的第l卷像做考證練習那樣批評了九百頁。多虧這這位書呆子採用了這種錯誤的批評方式，他的工作最終因缺乏系統，對巴洛尼阿斯沒有造成什麼損失。

真正扭轉天主教優勢的人，卻是一位天主教徒彼耶．鮑羅．薩皮（Pier Paolo Sarpi，1552—1623年）。他是威尼斯人，知識淵博，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和各種民法、寺院法，熟悉古典歷史知識及自然科學中的多種學科。…薩皮與他的朋友加索繃一樣，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但他的才能似乎還要更高些，他的組織能力使這部著作獲得了後世如吉本、蘭克等人的高度贊美。」

【指疑】若沒看錯，作者前後都說加索綳是「真正的學者」，但是中間卻說他是「書呆子」、「採用了錯誤的批評方式」，讓人對其形象無所適從，難道作者覺得「真正的學者」和「書呆子」（而且是還會「採用錯誤的批評方式」的）二者可以並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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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19】「由德國路德教派引發的這場歷史論戰最終以新教的勝利而告終，只是勝利花環要戴在薩皮這位意大利的天主教徒頭上。事實上，它不應該算是新教的勝利，而是人文主義的勝利。就這場論戰對德國史學的意義而言，它是不可估量的。以佛拉西阿斯為首的路德派歷史學家顯然大量承襲了中世紀史學寫作的手法與觀點，但他們挑起與天主教會的論戰本身就是為了自己的現實利益而不是為了挑戰權威，對史學實踐的功用目的的認識已經是不可動搖了。」

【指疑】作者說「以佛拉西阿斯為首的路德派歷史學家」挑起與天主教會的論戰是「為了自己的現實利益」，這在前後文都找不到線索，因為讀者在前面只讀到作者說新教與天主教雙方鬥爭的主戰場是在原始教義與歷史傳統方面，卻不知這和「自己的現實利益」有什麼關係，實有待作者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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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21】（英國近代史學）「第一位是伯納德．安德烈（Bernard Andre，卒于1521年），主要著作為《亨利七世的生平和事業》、《亨利七世年代紀》。僅管安德烈為自己的書取了傳統的書名，他還是試圖寫一部不同於編年史的歷史著作，因為他認為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歌頌偉人，亨利七世是安德烈的歌頌對象，為此，他並不注重歷史事實的真實與否，這使得歷史敘述形式的少許變化付出了喪失真實性的慘痛代價。結果安德烈的著作便在的價值就是他多多少少保留下來的那個時時代的一點真實情況。」

【指疑】如果僅根據這段敘述來判斷，我們認為只知「歌頌偉人」而「不注重歷史事實的真實」的安德烈只能說是文學家，而不是史學家，即使他「為自己的書取了傳統的書名」也一樣。我們不能因為他據說是「多多少少保留下來的那個時時代的一點真實情況」就說他是史學家，因為文學家一樣可以做到這點。作者如果將他列為英國近代史學的首位史學家，恐怕還需要多一點說明才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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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49】「必須指出，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因為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不能起決定作用。只有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但他的理論在當時仍有進步意義。中世紀的宗教史觀點是把政制或法律歸之於神意，社會發展的功因要到上帝那兒去尋求，在神學史觀籠罩的那個時代，孟德斯鳩能到物質因素中去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因，不僅在當時具有反封建神學的進步作用，而且也不乏唯物主義的成分，這在人類探討社會歷史問題方面又向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指疑】作者的著作既是「西方史學史」，理應站在客觀的立場來探討西方的史學，但是此時卻以「唯物史觀」的觀點，明白指出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於是這就再次提醒了讀者，全書的基調是落於一個唯物的意識型態框架而無法超越。即使所謂「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不能起決定作用」一語是有道理的，但是作者不忘加一句「只有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無異是強加個人觀點於讀者，那麼難道這就是作者所謂的「科學」嗎？「幸好」孟德斯鳩的見解被視為「不乏唯物主義的成分」後，於是作者才算同意是「在人類探討社會歷史問題方面又向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了，豈非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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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65～167】「哥丁根學派的史家們大多受到了伏爾泰的治史觀念的影響…施洛塞爾雖著有《北歐史》、《俄國史》，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則為《世界通史》。在世界史體系問題上，他比伽特勒作出過更多的貢獻。

施洛塞示強調世界歷史的整體性，不能搞成各個國家和地區歷史細節的鬆散、雜亂的匯編。他認為世界史應當包括「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國家和地區、一切已知的重大事件」，不能以歐洲諸國的歷史取而代之；又認為，世界史要著重闡明歷史事件之同的內在聯繫，而不能只羅列人名、地名和年代；還主張世界史不能被政治史的框框所束縛，必須敘述文化的進展，如應當記載人類的各種創造發明等。只有這樣，世界史才能反映出這多彩多姿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的全貌。…

…他（按：指哥丁根學派史學者赫倫）對世界的整體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古代國家彼此孤立，近代歐洲已發展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甚至認為近代歐洲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只是在政治上劃分為不同的國家而已。因此，近世歐洲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應從全歐的角度進行探討。赫倫把早期哥丁根半派史學的世界主義觀念，縮小成近代歐洲國家體系的觀念，這種體系後來被蘭克進一步發展成為系統的「西歐中心論」，成方長期霸持西方史壇的傳統觀念。

在歷史觀念上，哥丁根學派把18世紀下半葉存在的兩種對立的歷史思想（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融合起來了，一方面他們繼承伏爾泰理性主義史學中的「世界主義」觀念和文化史的傳統，另一方面又積極吸取浪漫主文史學中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和發展性，肯定中世紀的歷史地位等長處，這就使這一學派成了18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史學向19世紀浪漫主義史學傳變的一座橋梁。」

【指疑】既然說哥丁根學派史學是受到伏爾泰的影響並且繼承了他的「世界主義」觀念（像文中提到的施洛塞就被形容為「強調世界歷史的整體性」、「不能以歐洲諸國的歷史取而代之」），那又怎麼會有人把這種影響「縮小成近代歐洲國家體系的觀念」呢？

特別是前面還說伏爾泰「總是把眼光時時擴及到整個世界，給歐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它）地區，尤其是亞洲各國的歷史以相當重要的地位，對中國、阿拉伯、印度、波斯人的歷史作了描述」（p.152），如今被說是受到伏爾泰影響的卻漸漸演變成「西歐中心論」，這說得過去嗎？

所以這若不是赫倫有問題，就是作者的敘述有問題。如果赫倫有問題，那麼他似乎不應該屬於「受到伏爾泰的影響並且繼承了他的『世界主義』觀念」的哥丁根學派，而只能說是在哥丁根大學執教50年的學者（後來擔任校長）；如果赫倫沒有問題，那麼作者說哥丁根學派「受到伏爾泰的影響並且繼承了他的『世界主義』觀念」似乎就不見得正確了，因為赫倫的例子讓我們知道哥丁根學派史學並沒有繼承「世界主義」的觀念，甚至連是否受到伏爾泰的影響都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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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45】「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思想像以馬克思命名的思想那樣，引導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世界，給人類文明帶來了豐碩的成果。其歷史理論是19世紀歷史學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歷史理論到20世紀並沒有被哪種理論覆蓋，而是在新的發展中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生命力。」

【指疑】作者說「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思想像以馬克思命名的思想那樣，引導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不知他覺得馬克思能夠和中國的孔子（在此只是舉個例子）相比嗎？「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力會大於「孔子思想」嗎？至於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等宗教領袖就更不必說了，所以說這是作者未經深思熟慮所下的結論，既不夠全面，也失之主觀。

再說作者說馬克思思想「到20世紀並沒有被哪種理論覆蓋，而是在新的發展中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問題是今天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個倒台，剩下的中國、北韓、越南、古巴，沒有一個是實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像中國方面也只說自己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不說是「共產主義」），否則勢將無法生存、可大可久，偏偏作者卻把這種需要「修正」的主義形容為「在新的發展中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生命力」，請恕直言，這究竟是一種「美化」，還是一種「僵化」，實在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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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45】「其次，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認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本體論先行的原則。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把歷史唯物主義稱為「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觀」。研究歷史首先要對歷史學基本前提進行批判性的考察，要看到意識、觀念、思想、理論等等「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這樣，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終結了一切舊的自詡有獨立思想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闡明了這一個簡單的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活動」。歷史發展的真實動力，僅僅靠從政治、形而上學或宗教無法找到，而是從它們的本體論領域中尋找。歷史研究如若輕視、蔑視直接生活領域即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就無法正確理解歷史。因此，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第一次把現實的生活—日常生活納人歷史研究領域。這樣，歷史研究不僅要研究理論、思想等精神生產活動，而且更加要重視提供這一活動的世俗基礎的物質生產活動。歷史不再僅僅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過著現實生活的人民群眾的歷史。每個日常生活的人都是歷史劇的作者，又是歷史劇中的人物。」

【指疑】不錯的，當代的主流思想是「歷史不再僅僅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而應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但是依文中所說並依照馬克思的意思來看，既然「每個日常生活的人都是歷史劇的作者，又是歷史劇中的人物」，那麼這些歷史劇的又是表現什麼內容呢？這些歷史人物又是上演了什麼劇情呢？說穿了，就是馬克思說的「吃、喝、住、穿」之所謂「本體論領域」吧！於是這樣才算是「本體先行」了，也就能「正確理解歷史」了，問題是所謂歷史及其學科領域有這麼簡單嗎？所謂「真正批判的世界觀」的層次有這麼低嗎？

筆者不厭其煩地把這段文章抄錄起來給讀者參考之餘，十分遺憾時逢廿一世紀的今天，竟然在史學的書籍上還可以看到這種教條式敘述，而且還被大力鼓吹，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以上個人淺見，誠願與有識讀者共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