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要把金針度與人》指疑
李敖人稱「大師」（？！），但是在他筆下與歷史相關的若干敘述仍然不是無懈可擊的。且看他的著作《要把金針度與人》，內容據稱是對「200種中國古典名著導讀」（見封面副題），其實有很多文字都只是對該書著者的生平簡介，這和例如中國清朝學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等之類的真正「古書導讀」的差別甚大，而且其中疑義不少。在此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如下（註：以下所列頁數皆取自商周出版社在2000年9月1日出版的李敖《要把金針度與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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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0→曹操《曹操集》
■作者原文：「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安徽亳縣人。」
◎筆者按：根據《三國志．卷一．武帝紀》的記載，正確的說法是曹操是沛國譙（今安徽亳州市）人，行文仔細一點的人則會告訴你，曹操是東漢豫州的沛國譙縣（今安徽省西北部的亳州市）人，其中的「沛國」是由「沛郡」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廿年（公元44年）升格而成的；至於安徽之名，則是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時設安徽巡撫，以安慶和徽州兩府的首字併為一個名字，於是才有安徽之名稱（見商務版《辭源》的解釋），所以作者說曹操是「安徽亳縣人」，這一差可以差到一千五百年上下。
再者，文中那個「亳縣」已在1986年改為「亳州市」，作者的文章則可能是在1984年左右寫的，然而時至2000年（《要把金針度與人》一書的出版時間）了，卻仍然還沒有改過來，讓「新版」的讀者難免有些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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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8→顏之推《顏氏家訓》
■作者原文：「……後來西魏打江陵，圍城二十一天後城破，蕭繹認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燒盡圖書，蹈火自焚。顏之推又成了俘虜，最後留在北齊做官。」
◎筆者按：上文所說的蕭繹就是南朝梁元帝。他被西魏大軍圍於江陵，在城破前燒盡十四萬卷藏書，聲稱「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但是他本身並沒有自焚，而是被西魏收執，不久遇害（見《梁書．卷五．元帝紀》）。沒想到在一千又數百多年後卻有人自作主張地放一把火將他燒了，說是「自焚」，不亦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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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6-207→尉繚《尉繚子》
■作者原文：「如今「尉繚子」出土了，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尉繚子」已確定是梁惠王年間（前三七○年—前三三五年）的作品，它的價值是大可肯定的了。」
◎筆者按：此處所謂「梁惠王年間（前三七○年—前三三五年）的作品」是什麼意思呢？《尉繚子》（請注意，《尉繚子》在這裡是書名，要加書名號，但是作者書中卻一律用「括號」，在編排上似嫌不夠嚴謹）是戰國年間的作品，但是是否能證明其問世是在「公元前370年～前335年」這卅五年間，似乎尚有待再考證與再確認，而且史上的「梁惠王年間」所涵蓋者，其實也不是這段年限。查梁惠王（即魏惠王，因為在他在位其間遷都到大梁，所以魏此後也稱為梁，魏惠王本身又稱梁惠王）的生卒年是公元前400年～前319年，在位期間則是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因此作者所謂「前三七○年—前三三五年」是誤記，也可能是從《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抄錄來的（由於他在p.15說過：「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間的觀念」，可見他對「年表」是重視的），殊不知這早已被後世史家考證出來是個錯誤。
原來《史記》之原著者司馬遷一時不察，將魏惠王元年誤記一年（註：相關內容請參見梁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八》中有詳考），因此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在明察秋毫之餘，也將魏惠王之即位記在該書中的〈卷一．周紀一．烈王七年〉（即公元前369年）之下；時至今日，坊間凡是考證較確實的今人著作（如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魏勵《中國文史簡表匯編》等）亦皆將魏惠王元年標為公元前369年。再說《史記》又錯列魏惠王後元元年（即公元前334年）為「魏襄王元年」（其後又將真正的魏襄王元年寫成「魏哀王」元年，這也有待商榷；中國學者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則認為魏哀王即襄王，蓋一人兩諡也），實際上魏（梁）惠王只是在這一年改元而已，既沒有死，也沒有遜位。我相信任何認真的歷史學者，像這種訂正「大宗師」太史公的錯誤而需要「真功夫」的地方就應該特別留意，也可證明自己擁有所謂「清楚的頭腦」和「時間的觀念」，否則也未免太讓讀者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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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2→蔡邕《蔡中郎集》
■作者原文：「（蔡邕）他請求用刺臉砍腳來換得一命，以便完成漢史，王允不肯，遂被殺，年六十一歲。」
◎筆者按：查《後漢書．卷六十．蔡邕傳》只說「（蔡）邕死獄中」（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漢紀五十二．獻帝初平三年》的說法與此相同），不知道作者何以能大書蔡邕「遂被殺」？畢竟在獄中死亡，並不一定就是等同於「遭到殺害」吧？例如《三國志．卷卅九．馬良傳》附〈馬謖傳〉說「……（諸葛）亮違眾拔（馬）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由於文中只說馬謖「下獄物故」，因此後世凡是引用這條資料的嚴謹學者，鮮有人會直接大剌剌地說馬謖是「被殺」、「被斬首」的，而這裡講的馬謖「下獄物故」和前引《後漢書》說的蔡邕「死獄中」，兩者的情況是極其相似的。
可以說，全憑主觀臆測的筆法是不該出自嚴格的史家之手的，要不然，這一切也只好說是「文章」清不清楚的問題，關鍵是研究歷史的專業人士，其「文章」一定要寫得比人好，不然模稜兩可地，即使是一字之差也可能會造成幾多誤會。例如司馬遷說戰國時的秦將白起「阬殺」趙卒四十萬，問題是什麼叫「阬殺」－是「活埋」？是「耍詐，乘間殺之」？還是「殺後，挖坑埋之」？對此，就算你找了各種古代的字書去查明古人說的「坑」究竟是何意義，恐怕最後也還是要去開挖長平戰場才有希望能為真正的謎底找到更可靠的線索。凡此，連號稱文筆「雄深雅健」的太史公都有此失，他人恐怕更是在所難免，有如上列「遂被殺」三字就是一例（註：「遂」是文言文，意思是「於是」，像這樣行文時文白混用的情況對一般人如我等而言是屢見不鮮的，但是對慣以「白話文寫得最好」自詡的特定人來士說就讓人很感意外了，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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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2→蔡琰〈悲憤詩〉
■作者原文：「蔡琰（約一七七—？），字文姬，又字昭姬，河南杞縣人。她是蔡邕的第二個女兒，……。」
◎筆者按：〈悲憤詩〉有兩首，一為五言，一為騷體，并見於《後漢書．卷八十四．董祀妻傳》（所謂〈悲憤詩〉之為標題當是取自《後漢書》原文「感傷亂離，追懷悲憤」）。此二詩是否真係蔡琰所作，從北宋至近世皆有人提出異見，不過筆者在此不談這議題，就先假設其著者確是蔡琰好了。蔡琰本字「昭姬」（見唐朝李賢注《後漢書》引《列女後傳》），一般認為她是因為避司馬昭（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篡魏建晉後，追諡他為文帝）名諱的原因而被當時的著作改為「文姬」（一說自改），而晉朝結束後也沒人為她正名，所以這個「蔡文姬」之名才留到今天。因此所謂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如此交待實在是籠統又不清楚－若說「本字昭姬」，那就說得過去了。
再者，蔡琰是蔡邕之女，為陳留圉人（今河南杞縣南），但是作者卻把她的籍貫直接寫成河南杞縣，犯了以今說古的毛病，這和前面說曹操是「安徽亳縣人」的問題一樣－類似者在整本書可謂捬摭可見、不勝枚舉（例如說孔融是「山東曲阜人」、陸機是「江蘇上海人」、陳壽是「四川南充人」……等），但是你說這是全書的「體例」倒也未必正確，例如他在「嵇康嵇中散集」一節就懂得說「嵇康（二二三－二六三），字叔夜，譙國銍（安徽宿縣）人」……等，可見他對寫史相關的筆法並不統一，大概全是隨性所至（至於嵇康又是否真係死於他講的公元263年－即蜀漢滅亡的那一年，反正也沒什麼人會去關注，雖然至少東晉史家干寶、孫盛、習鑿齒及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等就不這麼認為），而一般來說，能被稱為「大師」的人－特別是「歷史」專業的「大師」，對這種「小地方」（？）其實是要比一般人更重視才對。
再說歷史上只說蔡琰是蔡邕的女兒，但是從來不曾說過她是蔡邕的第幾個女兒。查《晉書．卷卅四．羊祜傳》說羊祜是蔡邕的外孫，可見蔡邕確有女兒，而這個女兒顯然不是那位命運坎珂的蔡琰（羊祜亦非蔡琰之子），從而可推知蔡邕有不止一個女兒，但是相關訊息僅止於此，不知作者根據什麼而說蔡琰是「蔡邕的第二個女兒」？此論完全沒有史料根據。
必須一提的是〈悲憤詩〉既是詩篇，被列在此處似乎是有待商榷的，因為它在篇幅份量上怎麼能和其餘「中國古典名著」並列呢？當然，它既是「名篇」，也算是廣義的「名著」了，而且作者也說：「所謂名著，除了一般的意義外，也包括特定的意義：凡是推定可成為名著的，也酌量選入。這是因為古書中，有的的確被埋沒了、被不合理的埋沒了。」（見p.458）問題是作者在書中的「史地類」推介了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使范曄《後漢書》成了昭昭「四史」中唯一的漏網之魚，而只有其中的蔡琰〈悲憤詩〉被挑出來介紹，莫非作者的「微言大義」就是以此暗示《後漢書》的其餘部分都寫得不好（所以無法入列於「200種中國古典名著」）嗎？還是這該算是作者自己造成的對《後漢書》之所謂「埋沒」呢？此事且留待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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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6→葛洪《抱朴子》
■作者原文：「葛洪（二三五－三三三），字稚川，丹陽句容（江蘇江寧）人……。」
◎筆者按：東晉葛洪是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人，有資料顯示他曾在今天的南京市江寧區營防、花園鄉一帶居住，因此所謂「江蘇江寧人」是一種近乎「混淆」了兩者的說法，不知作者此說是出自何典呢？筆者懷疑他會不會是把葛洪和陶弘景（南朝齊梁時期著名的道士、醫者，這樣的身份和葛洪或許有些近似之處）搞混了，因為後者是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和作者講的「江蘇江寧」地點較相符合－當然這只是筆者個人的猜測而已，實際情況尚有待作者說明，以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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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2→譚嗣同《譚嗣同全集》
■作者原文：「（譚嗣同）三十三歲時候，參與戊戌政變，被西太后非法殘殺於北京菜市口，成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筆者按：如果作者文章寫得很好，或許他會知道對像「被西太后非法殘殺」這種令人甚感疑問的句子不該留下不管（特別是當時是帝制時代，慈禧的威權又高過於皇帝，所謂「非法」一詞讓人感覺相當突兀－不知她「非」了大清律令的什麼「法」），更糟糕的是譚嗣同是維新派，參與的是「戊戌變法」，而「戊戌政變」則是西太后發動的（它是指慈禧太后為了推翻「戊戌變法」－或稱「戊戌維新」或俗謂「百日維新」－所發動的宮廷政變），所以這兩方本是相互對立，怎麼反而說成譚嗣同「參與戊戌政變」，這不是很滑稽嗎？
再說作者既然未能明確分辨「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之差異，日後竟能以這段歷史故事為背景來寫其所謂「小說」《北京法源寺》（並自稱獲得「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此事在海峽兩岸皆有不少人提出質疑，如筆者手邊有中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的陳東林《諾貝爾文學獎批判)》等專書可以參考，在此不擬多談），真是讓人為之捏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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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6→施耐庵《水滸傳》
■作者原文：「「水滸傳」（筆者按：應為《水滸傳》）寫一百零八個俠盜，他們又大多是官逼民反出身，也有路見不平出身……。」
◎筆者按：傳統上，在小說中由宋江領導的梁山泊一○八人之被稱為「好漢」，該說這已經是一種很「抬舉」的說法了，至於將之形容為「俠盜」，這會不會是號稱「大師」的作者又一「創見」呢？
再說他們真是如同作者說的「大多是官逼民反出身，也有路見不平出身」嗎？其實《水滸傳》是一本怎樣的書，隨著更多的研究出爐，現代的人都比過去更清楚了，代表意見如學者劉厚醇《趣味雅》（聯經出版）一書中有專文統計，認為真正被「逼上梁山」者，在一○八人中只有六人（例如林沖，算是被逼得最慘的一位）；另外被「賺」上山的不到7.5﹪，而極大多數（約佔87﹪左右）全係自願入夥。這種說法和所謂「大多是官逼民反出身」可以說是個對比。
當然由於事涉個人觀點的問題，因此如果作者定要把梁山泊一○八人稱為「一百零八個俠盜」，這是他的看法，別人不必遽予推翻，不過筆者還是將此事列於此以供讀者參考，畢竟《水滸傳》的專業級研究者太多了，而不可否認地，過去若干傳統性的看法也已逐漸被調整，所以有些觀點或許還是多看看新一點的研究再下判斷，我相信是比較可取的做法，冀能不偏不倚並求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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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8→羅貫中《三國演義》
■作者原文：「羅本（約一三三○—約一四○○），字貫中，以字行，號湖海山人，山東東平人。他是明朝第一小說家，寫過五種小說。」
◎筆者按：羅貫中的鼎鼎大名是家喻戶曉的，偏偏他的別號「湖海散人」（而非「湖海山人」）卻獨為號稱「大師」的作者所不知嗎？這在令人難以置信之餘，且歸於只是他一時的「筆誤」好了。再說羅貫中是「山東東平人」嗎？作者跳過諸多史家的考證，直言羅貫中是「山東東平人」，這算是少見的筆法了。
事實上關於羅貫中的籍貫，有人說他是太原人（見元末明初賈仲明《錄鬼簿續編》；太原即今山西太原），有人說他是東原人（見明朝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弘治甲寅庸愚子序；東原在今山東東平），有人說他是錢唐（塘）人（見明朝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廿五》等），有人說他是杭州人（見明朝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等，此說其實與錢唐（塘）說差不多）；另有廬陵（今江西吉安縣）人、中原人等說。可知所謂羅貫中之為「山東東平」（東原）人之意見只是諸說之一，並非定論，何況目前學界是多傾向於「山西太原」之說的。再說今存署名由羅貫中編著的小說，依照劉葉秋、朱一玄等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之記載，是《三國志通俗演義》、《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傳》、《三遂平妖傳》幾部（至於這些作品又是否真係羅貫中所寫，不無學者提出不同看法），不知作者說的「寫過五種小說」是指什麼？
至於羅貫中的年代橫跨元、明兩朝，一般皆列之為「元末明初」，但是作者卻毫不含糊地說他是「明朝第一小說家」，說起來這又是「大師」又一個讓人感覺「另類」的「筆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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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0-381→吳承恩《西遊記》
■作者原文：「「西遊記」（筆者按：應為《西遊記》，作者誤用標點符號）中的最大特色是寫孫悟空的言行，孫悟空最後被封為「戰鬥勝佛」，他的言行，的確代表了積極人生的一面。」
◎筆者按：《西遊記》裡的孫悟空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小說人物，最後被封為「鬬戰勝佛」（見吳承恩《西遊記》第一百回；明朝朱鼎臣《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與楊致和《西遊記傳》則作「鬬勝佛」；「鬬戰勝佛」之名實可見於例如《八十八佛洪名寶懺》等佛教經典或儀典，可知小說中所取之名當非憑空自編），怎麼在作者筆下卻變成「戰鬥勝佛」？
且觀作者在書的文前部分說他自己讀書是「只跳看一遍」、「每頁的重點讓它跳出來給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死讀」，並且指責說「（南宋）朱子要人讀不懂時就讀二十遍、三十遍、五十遍，甚至一千遍，一萬遍，這不是大笨蛋嗎？」（見p.23）的確，筆者也同意要人看一千遍、一萬遍，似乎不盡合理，可是這樣還是比只是「跳看一遍」卻又可能「看錯」來得好吧－至少，孫悟空應該不至於變成「戰鬥勝佛」才是吧？
歷史發微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