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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6/7）

（續前）
張君又說《三國演義》的最初寫定者應是南方人，其理由已如前段所述，在此不再重複。不過拙見認為《三國演義》的「黃正甫刊本」既是閩本系統，那麼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其中有南方口音出現的現象者，若說是刻書人在刊刻的過程中於無心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問題，其實也是不無可能的，凡此如張君自己也說：「《三國演義》是從北宋到明中葉的一代又一代說書藝人在『口耳相傳』過程中豐富和完善起來的」，這就很能側面地指出問題的所在吧。且看如張君所舉的例子如「皇」與「王」、「黃」與「王」等，多是「口音」的問題，至於「雖」與「須」在南方既是相通的，那麼這就不能保證南方的刻書人在「口耳相傳」中不會混用了，對不對呢？因此個人認為即使羅貫中是北方（太原）人，但是他的文字很可能是在南方的書坊刻印時發生若干出入；至於羅貫中本人曾長期在南方活動（以至於嘗被誤為是錢塘人、杭州人），因此其文字是否因地而調整則更也是另一個問題。
張君還說他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朝中期近兩百年間小說的發展，並從《永樂大典》等有關文獻中找到了「大量證據」，可以證明羅貫中生活的那個年代還無法產生《三國演義》這樣的作品。他表示在元末明初，三國故事還不夠成熟，許多故事還沒有定型，與明朝中葉以後的三國故事相去甚遠。因此他認為「憑羅貫中一個人的智慧是無論如何也編寫不出《三國演義》那麼多精彩的故事的」。於此，如自前引胡適語之足以引申，拙見認為《三國演義》的故事本來就不便是羅貫中一人之力「編」出來的，畢竟其著書的根據，應該就是史書、民間傳說、雜劇、小說、說書……吧，只不過是凡此並不影響他是《三國演義》一書作者的地位，因為把三國史事與故事傳說等做過一番整理，化為章節與文字，則其當事人的角色何在，實在是不須多作解釋才是。何況如果根據有些學者所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是從元朝虞氏本《三國志平話》的輪廓與基礎上改寫的，那麼有心人何不拿此二書相對照一下，可知除了可依照漢末三國的史事發展而找到若干脈絡以外，而其差別之大，幾同霄壤之分。至此如果說這樣還不能定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那麼卻又該作何說呢？
張君的另一個問題是有關周靜軒的詩。周靜軒名禮，是明朝中葉時人，在《增廣事類氏族大全》之《皇明人文．卷十八．隱居靜軒》裡有其小傳曰：「周禮字德恭，餘杭縣人。幼司舉業，累科不第，遂隱居，以著述為事。已而援例賜其冠帶榮身，自號其居曰『靜軒』。嘗著有《通鑑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及《續編綱目發明》、《稟燭清談》等書行世。」前文已提到羅貫中傳統上被認為是元末明初人，其年代早於周靜軒（如張君指出周靜軒在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發表其《續編綱目發明》，時年約六十歲左右），至此羅貫中不可能借用周靜軒之詩是顯而易見的。不消說，《三國志傳》中的周靜軒詩必是後人自加，而非羅貫中原著內所有。
周靜軒嘗有多首評詩被收錄在《三國志傳》系統的小說裡。鄭振鐸說：「周靜軒的詩，乃是嘉靖以後羼入者；在嘉靖本上什麼都有，特別是詩詞與諸本完全相同，獨獨沒有周靜軒的詩。」此語被張君認為錯誤，並進一步指出嘉靖本《三國演義》並未刪除所有周靜軒的詩，而是被當做佚名詩而保留了八首，並作了若干更動。就此，張君認為嘉靖本《三國演義》的作者此舉是為了證明蔣大器在該書序中所說的話（即以羅貫中為《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原作者）可信，同時這也顯示出那仍然保留著周靜軒的詩而未予更動的「黃正甫刊本」早於嘉靖本《三國演義》，是足堪為證據之一。（6/7）

◎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5/7）

（續前）
然而首先，「伍伯」和「破板」的問題畢竟不是為嘉靖本《三國演義》和「黃正甫刊本」所獨有的，如明萬歷卅三年「鄭少垣聯輝堂刊本」即是一例。它既是與「黃正甫刊本」同屬《三國志傳》系統，而在「龐德的『驍將伍伯』」和「操令破『板』焚之」兩節上也和「黃正甫刊本」內容相當，但是它是題有「東原貫中羅本編次，書林少垣聯輝堂梓行」的字樣的。就此，我們不知道張君是否也能夠和考證「黃正甫刊本」一樣，指出這個遲至明萬歷卅三年刊行的版本又是另一個「外新內舊」的版本呢？且以此引申，我們不明白張君何以獨厚於「黃正甫刊本」，並逕自指出它是現行最早的《三國演義》版本；或許張君願意進一步地把各版本重新做一番較為全面性的比較與研究後再做結論，然後才能讓者信服吧。
其次，關於「關索」的故事是否增添為書中的內容，原是考訂《三國演義》的版本及其年代時值得注意的線索之一。緣是1967年在中國上海嘉定縣城東公社發現一處明代宣姓墓葬，出土了一批明朝成化七年到十四年間（公元1471～1478年）的說唱詞話和傳奇刻本，內有《花關索傳》者，係由北京永順堂刊刻，內容是敘述關索（傳說是關公第三子）一生的故事（包括「出身」、「認父」、「下四川」、「貶雲南」四段經歷），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關索其人在嘉靖本《三國演義》裡不曾出現，但是在「黃正甫刊本」裡卻沒有缺席，且其經過倒是和清朝的毛本《三國演義》（出現在第八十七、八十八和八十九回）有些相似；而若就嘉靖本和毛本的因緣關係來看，顯然關索之其人其事是後來才增添上去的。只不過是「黃正甫刊本」裡雖有關索出現，但是它和「鄭少垣聯輝堂刊本」裡有大段關索的故事相較下，顯然情況又有不同。由此參差，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伍伯」和「破板」就是「黃正甫刊本」早於嘉靖本《三國演義》的證據，那麼「關索」之事又能否說是嘉靖本《三國演義》早於「黃正甫刊本」的證據呢？對此，張君的大作裡付之闕如。
張君又指出羅貫中的朋友（亦即《錄鬼簿續編》的作者）只說他「樂府，隱語，極為清新」，但是並沒有提到他寫小說，於是張君就懷疑羅貫中之為《三國演義》的作者之說是偽託的了。然而羅貫中的朋友沒提到他是小說家，其實並不等於否定他是小說家，故何足以以此當成論述的任何證據呢？再如目前在學術上有人認為《水滸傳》之最後版本的原型可能是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共同完成的，就此，那麼是否張君也該順便提出質疑，畢竟羅貫中的朋友既沒說他寫《三國演義》，同時也沒說他編《水滸傳》啊！事實上「小說」在古代中國文人的心中並非「上流」，因此傳統小說的作者、編者（如馮夢龍、《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等）多以化名、別號行世，或者干脆不署名，而有如《盪寇誌》的作者俞萬春一般大書自己姓名者是絕無僅有的，原來俞萬春在《盪寇誌》一書中幾乎把他心目中的梁山泊「盜匪」消滅殆盡，可以說，是他那站在為「官方」說話的立場令他毫無顧忌地署名於書上吧，此乃少數情況之一例也。至於張君所謂書商為了賣書獲利而偽託小說的作者為羅貫中云云，這是想當然爾的情節，尚欠事實根據。
有基於此，羅貫中的朋友只說他會寫極為「清新」的樂府、隱語以及雜劇而未談不外是屬於「小道末流」的小說有如《三國演義》者，且本著「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之義，想來這也是不必意外的；至於《水滸傳》由於曾經成為官方禁書，故如果有人不敢言及此者，這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其理由就更不必多作解釋了。以上，誠如學者章培恆說：「弘治以前還是一個輕視通俗小說的時代（這在今天已成為學術界所公認的看法），因此，即使當時確實沒有一種文獻提過它，也不並意味著它在當時不存在。例如元代至治刊的《三國志平話》、至元刊的《三分事略》、成化刊的《花關索傳》等說唱詞話，都有實物為證，但明代那種文獻曾提到過它們呢？」（見章培恆《獻疑集．關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注的作者》，中國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1月，P.151）自有其道理在。（5/7）

◎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3/7）


（續前）
因此他認為由於庸愚子的序錯疑之處不少，連帶地使其諸說法皆不足採信。然而，筆者認為張君之言是有待斟酌的，理由是：

1．庸愚子雖然把羅貫中的籍貫寫錯，但是事實上他同時也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的籍貫寫錯了。原來他既將前者的籍貫「太原」誤為「東原」，也將後者的籍貫「巴西安漢」誤為「平陽」。如果說據此即可以對羅貫中提出質疑，那實在很難讓人信服，否則請想想吧：庸愚子把羅貫中的籍貫寫錯，於是《三國演義》就被認為可能不是羅貫中寫的（只因為庸愚子對他的實際身分與背景不熟悉），那麼庸愚子也將陳壽的籍貫寫錯，於是《三國志》又該會是誰寫的呢？試問這種邏輯對嗎？更何況一方面如果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而庸愚子則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間的人物，彼此相距大約在一百五十年左右，而流傳在民間的三國故事在這段期間恐怕也還在演化成型至邁向成熟的階段，那麼在古代資傳播訊較為不易的情況下，以訛傳訛的現象想是很可能發生的事；另一方面庸愚子顯然也不是立論嚴謹、歷史有名的史學專家，因此如果他在若干歷史問題（如人的籍貫等）出現錯誤，不知據以深究至「作者羅貫中」一節，又可有道理？
2．張君指責庸愚子不言此書在嘉靖以前已有刊本，其實這可說是他預設了「嘉靖本不是最早刊本」的立場後的反應。於是當他說「黃正甫刊本」早於嘉靖本《三國演義》時，他似乎忘記自己曾說「黃正甫刊本」成書於弘治時期，而這與庸愚子作序的年代相當，因此這就顯得他的指控的重點有些模糊。大抵庸愚子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並沒有什麼時間上的界定，也並無不當之處，這一切說明的是庸愚子的這句話是沒有什麼文章可以作的。再說張君提到的《三國演義》的「湯賓引校正本」，其實在書上並未註明刊行的年代，它在時間上被認為是與「黃正甫刊本」相差不多，而且兩者均屬於《三國志傳》系統，不同的是「湯賓引校正本」題有「平陽陳壽史傳，東原羅貫中編次，江夏湯賓尹校正」字樣。然而，張君既不提此，又將它列為比「黃正甫刊本」較晚的刊本，同時也沒有說明根據為何，令人納悶。
3．關於庸愚子的序早於張尚德刊行該書甚久，此事不難解釋，因為庸愚子在弘治年間作序時所見到者，很可能只是一個較早的版本，或甚至只是一個手抄本也說不一定，接著一直到廿八年後再由修髯子重付刊刻，並增訂了一些內容。於此，試想張君自己不是說《三國演義》是一個「世代累積」的作品嗎？我們認為庸愚子和修髯子的序文和引文正是這種「世代累積」的過程之一，更何況《三國演義》既然如此膾炙人口，而其之廣受歡迎甚至可以延伸到幾世紀後的今天，因此相較之下，這短短的廿八年根本不算什麼才對吧！
4．關於《三國演義》所述故事的年代問題，一般所謂「三國」史事的論述實有多種算法，例如有人是從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的宦官殺竇武、陳蕃算起，但是有更多人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黃巾起事算起（這也是庸愚子的算法），甚至還有人從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亂或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算起，至於若有嚴格的史家是從魏文帝曹丕篡漢（公元220年）算起則更不必說了。復觀之，《三國演義》一書的內文所提到者及於漢靈帝建寧元年是沒錯，不過一來作者只是在第一回中用了短短的幾段交待靈帝中平元年以前的史事罷了，二來庸愚子的算法是符合三國「史實」的，畢竟三國風雲實由黃巾起事而掀起壯闊的波瀾，而日後的曹操、劉備等勢力於早年時進入歷史舞台也都與黃巾有密切的關係。再看學者徐朔方曾談到一個「日本內閣文庫藏金陵萬卷樓刊本」（嘉靖本在明萬曆十九年的新刊校正），其卷一結束時云：「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見徐朔方《小說考信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7年10月，p.13）還有「葉逢春本」（明嘉靖廿七年，公元1548年），其卷一結束時則云：「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止漢獻帝興平二年乙亥，首尾共一十二年事實。」凡此都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算起的例子，而如此算法，無論如何既未否定書中的內容，也沒有歷史的錯誤。再說今日通行的毛本《三國演義》在一開始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後，就談到「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換句話說，如果真要計較清楚，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說毛本《三國演義》一書的內容應該要從「桓帝禁錮善類」算起，或甚至是從「周末七國分爭」算起呢？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因為庸愚子把《三國演義》一書的時間從靈帝中平元年算起就認為他所作的序是「一文不值」的，那麼這樣的指控似乎也未免太過。（3/7）

⊕文史疑案：【日】火炍雅志著，子安譯《天地人》


【原文p.57】「（注釋）大坂：即大阪，日本子古以來的繁華都市。此地原名「大坂」，在明治維新時因為忌諱「坂」字可拆為「士反」（武士造反），乃改名「大阪」。……」
【指疑】關於日本大城「大坂」之由古稱改為現今所見「大阪」的個中原由，前引書說是因為「忌諱「坂」字可拆為「士反」（武士造反）」之故。
然而，且觀【日】谷川彰英著，許郁文譯《大阪「地理．地名．地圖」之謎：解讀「天下廚房」不為人知的歷史》


一書，其中有謂：
「那麼，「大坂」到底是從何時改成「大阪」的呢？
正式來說，是從明治新政府開始的。慶應四年（一八六八）五月二日，明治新政府設立大阪府，府名的印章上刻著「大阪」二字，這就是「大坂」正式改為「大阪」的瞬間。
不過有紀錄顯示，民間大概從江戶時代後期就開始使用「大阪」這個寫法，例如在江戶時代活躍的狂言作家濱松歌國就把大坂寫作「大阪」。
之所以把大坂寫成「大阪」，濱松歌國的說法是「坂字的偏旁『土』」，讓這個字有『反（返）回土地』之意，意味著死亡，所以應該改為『阝』偏旁。換言之，「坂」帶有不吉利的意思，所以才改用「阪」。這種說法逐漸在民間流傳開來，最後根深蒂固成為「大阪」。」（見p.109～110）
由此可知「大坂」之所以改為「大阪」，固然應是為了「避諱」，而其說法有二：
一是「坂」字視如「士反」，如有「武士造反」之意；
一是「坂」字視如「土反」，如有「返回土地」（死亡）之意。
至於究竟何者才是正解（或者能說是官方與民間的原因不同嗎），實有待商榷。

◎周非《拷問歷史－穿越時空的對話》指疑

就本書中之敘述，提出幾則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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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29】
「從醫學上講，靈魂和肉體應該有三種關係：第一是互為依存。……第二是相互作用。……第三是互為因果。……有靈魂的才叫肉體，否則就不是肉體，只能叫屍體；有肉體的靈魂才叫靈魂，否則就不叫靈魂，只能叫鬼魂……。」
【指疑】引文作者說「靈魂和肉體」的三種關係是「從醫學上講」的，然而誰都知道西醫並不講「靈魂」，至於書中提到中醫講「精氣神」，其重點是否就是指「靈魂」呢？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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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日】司馬遼太郎著，高詹燦譯《新選組血風錄》
 
雖然說是「血風錄」，本書真正對「流血」的描寫其實並不多，但是殺戮場面之眾與之殘酷則十分駭人，可說是筆者迄今所讀過的司馬遼太郎的作品中最「肅殺」（特指故事情節及整本書發散出來的殺伐氣氛）的一部。
本書是以小說的形式，透過描述幾位「新選組」的人物之短篇故事，串成一部「新選組」的「歷史記錄」－雖然這部記錄並不完整，也沒有按照史實的時序而寫（當然識者可視為此乃如同中國西漢司馬遷《史記》的列傳式寫法，不過另一個角度是筆者認為這也可能造成一個缺點～後詳），但是讀者仍可經此窺其史事之大概，其中各節的主要人物如下：
※〈油小路的決鬥〉篠原泰之進
※〈暗殺芹澤鴨〉芹澤鴨
※〈長州密探〉深町新作
※〈池田屋異聞〉山崎蒸
※〈鴨川錢取橋〉武田觀柳齋
※〈虎徹〉近藤勇
※〈留著前髮的惣三郎〉加納惣三郎
※〈吹胡沙笛的武士〉鹿內薰
※〈三條河灘的刀光劍影〉井上源三郎
※〈海仙寺黨異聞〉長坂小十郎
※〈沖田總司之戀〉沖田總司
※〈寶藏院流槍術〉谷三十郎
※〈彌兵衛的奮戰〉富山彌兵衛
※〈四斤山砲〉阿部十郎、大林兵庫
※〈菊一文字〉沖田總司
本書文筆洗練，冗筆絕少，故事精彩（不少情節甚至有些驚心動魄），堪稱是一部司馬遼太郎的傑作（如果不介意其充滿「腥風血雨」的劇情），無怪乎如日本的歷史魂編輯部編，陳心慧譯《新選組巡禮之旅》一書

甚至稱本書為「新選組迷必讀的聖經」（見歷史魂之書p.102）。
只不過是讀過本書，讓人想到那些參加「新選組」（此組織名義上是為幕府維持京都的治安，實際上何異於帶有秘密警察性質、專門負責翦除異己的殺人大隊）的這些人之大多數究竟是為理念、為俸祿、為利益、為生活、為工作、為權力、為「自我成就感」……而殺人，還是根本是為殺人而殺人呢，讓人困惑，特別是幾位代表人物，個個幾如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令人不寒而慄，就不知道「新選組」的成員是否就真的那麼擁護德川幕府嗎？德川幕府繼續存在對他們來說有那麼重要，值得讓他們拼死命地一直殺下去（連自家同志，動不動就要對之以「士道不覺悟」（即「違反武士道」之意）等理由逼令切腹、執行斬首，或由近藤、土方直接遣人予以制裁、斬殺），直到自己也身首異處或慘遭分屍後才停止嗎？殊難理解。

再者，前面提到筆者個人認為本書沒有按照史實的時序而寫可能造成一個缺點，在此舉例說明，如有伊東甲子太郎者，乃「新選組」之中文武雙全的參謀兼「文學總教頭」（見p.23），並且是其中的一個「派系」（世稱「御陵衛士」）的代表人物，地位相當重要。查「新選組」成立於文久三年（1863年），伊東甲子太郎在隔年（1864年）加入「新選組」，他後來在「油小路事件」中被殺是在慶應三年（1867年）11月18日，而局長近藤勇則是在隔年（1868年）4月25日被斬首，換句話說，伊東與近藤二人之死相距不到半年，然而在本書中卻把他的故事列在第一則，且以他的遇襲死亡作結。或許作者的用意是伊東與眾不同，因此故事一開始就由他開始介紹吧（而且因為本書是短篇的人物故事形式，非以各別隊士的獨立「列傳」不足以道其個人始末，亦無法令其一一遵循隊史的進程同步陳述），不過這樣一來，卻還是讓讀者有個錯覺，好似他在「新選組」裡有如曇花一現，甚至連「芹澤鴨」（本係水戶藩士，為「新選組」第一代筆頭局長）在「新選組」裡的生涯都比他「長壽」。惟考諸史實，伊東在該組織內應該是相當活躍的，而本書中確也不時出現他的名字，不過因為作者開頭這樣安排，可能讓原本對「新選組」不很了解的讀者不太能感覺出伊東之死實際上只早了近藤授首不到半年（有如前述）而已，因此對一干史事與人物的發展與認識只怕就少了一個充分的掌握吧，朋友你說呢？
最後，以下是本書另外幾個問題，在此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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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原文p.81】（暗殺芹澤鴨）「（近藤勇對土方歲方說）此事一定要辦好。不能讓局內的人知道。要做得像是長州人幹的。至於下手的人，就由你（土方歲三）來擔任，辛苦你了。沖田（總司）、原田（左之助）、井上（源三郎）也一起帶去。」
個個都是和近藤（勇）一同來自江戶的心腹。
【（下冊）原文p.75】「福澤圭之助早已看出，在新選組中執牛耳的，是天然理心流那群同鄉的夥伴。近藤、土方、沖田，還有井上。……例如昔日近藤斬殺首任局長芹澤鴨，成為新選組龍頭時，參與暗殺行動的人，只有土方、沖田、井上三人，連一路從江戶跟隨而來的同志藤堂平助、齋藤一等人也沒參與。」
【指疑】關於日本幕末時代的「新選組」之「暗殺芹澤鴨」事件，前面（上冊）說參加行動的人是土方歲三、沖田總司、原田左之助、井上源三郎四人（其中原田左之助還曾一刀斬殺芹澤鴨的心腹、當時睡在鄰房的平山五郎～見本書上冊p.85～86），不過後面（下冊）卻說參加者是只有近藤、土方、沖田、井上四人，明顯少列了原田，此事有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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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冊）原文p.165～204】〈寶藏院流槍術〉……

【指疑】在本節故事中出現的谷周平（原名谷喬太郎重政），作者敘述他本是谷三十郎（大坂浪人，其父原為板倉家家臣）的養子，而在谷三十郎帶著他一起參加「新選組」後，因為受到器重而被局長近藤勇收為養子，不料後來卻因為在「池田屋事件」中表現懦弱、膽小而被近藤勇「棄如敝屣」（見p.195），將之從原來的隨行侍衛之職位調離並降為一般隊員。谷周平在谷三十郎被齋藤一斬殺後在隊中更一直過著抬不起頭的日子，日後在鳥羽伏見戰役中乘亂逃逸；據說他後來逃往東京，從此杳無音訊。
惟根據前引日本歷史魂編輯部編，陳心慧譯《新選組巡禮之旅》一書之說，谷周平為谷三十郎的弟弟，後來因為女性問題被近藤勇解除了養子關係；史魂之書也說他日後在鳥羽伏見戰役中逃走，不過在進入明治時代後則自稱谷昌武（「昌武」是近藤授與的名諱，戶籍登錄為「正武」～以上見史魂書p.93）。

以上兩說並不相同，筆者將之列為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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