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size=+2>快傑文史網誌</font>

⊕文史疑案：南懷瑾《南懷瑾選集．第八卷．金剛經說甚麼》


【原文p.176～177】（《金剛經．第十四品．離相寂滅分》）「『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甚麼理由呢﹖佛又對須菩提說，以他本身做榜樣，像我從前的時候，曾經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歌利王是過去印度一位名王，不過印度不注重歷史，這種歷史資料只有在佛經裡才找得到。

這位當時歷史上的名王非常殘暴，那個時候，釋迦牟尼是個修道的人，相當有成就，到達菩薩地了；雖然是緣覺身，無佛出世自己也會悟道，後來歌利王因鬧意見要殺釋迦。他說，你既然是修道的人，我要殺你，你會不會嗔恨？釋迦佛說：此心絕對清淨，假使我起一念嗔心，你把我四肢分解割掉後，我就不能復元，結果歌利王一節一節把他割了。釋迦牟尼沒有喊一聲唉唷，心裡頭也沒有起一念恨他的心理，只有一念慈悲心。完了以後，歌利王要求證明，釋迦牟尼說，假使一個菩薩的慈悲心是真的話，我的身體就馬上復元，結果他立刻復元了，又活起來。
所以佛說，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他在當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佛把自己本身的故事，說給我們修行的人做個榜樣；當然，並不希望我們被別人割了作試驗。現在不必談割截身體了，叫你不說話你就受不了，叫你坐著不動也受不了，其實這個就是忍辱與禪定、般若的道理；只因為智慧不夠，悟道並沒有透徹，所以你受不了。」

【指疑】關於佛陀釋迦牟尼之為「忍辱仙人」時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一事，中國明成祖時所編《金剛經集注》（或作《金剛經百家集註大成》）之〈離相寂滅分第十四〉中有注說：
「傅大士頌曰：暴虐唯無道，時稱歌利王。逢君出遊獵，仙人橫被傷（子榮曰：逢君出遊獵，仙人橫被傷者，謂如來因地修行，證初地菩薩，修忍辱仙行，在山中宴坐。遇歌利王出遊獵，王乃憩息，睡醒不見左右彩女，遂親入山，尋見眾妃宮女，圍繞禮拜仙人。王乃大怒，問曰：云何恣情觀我女色？仙人曰：於諸女色，實無貪著。王曰：云何見色不貪？仙人曰：持戒。王曰：何名持戒？仙人曰：忍辱即是持戒。王乃持刀割仙人身。問曰：還可痛否？仙人曰：實不痛。王即節節支解，問曰：還可痛否？仙人曰：實不痛。其時輔相大臣諫曰：彼之大士，逢斯患苦，顏色忻然，無所搖動，奈何大王如斯刑害？王乃止。爾時王者即憍陳如，是時仙人者，即釋迦如來也。）頻經五百世，前後極時長，承仙忍辱力，今乃證真常。」
由此可知歌利王之所以割截「忍辱仙人」的原因，有可能不是因為與他「 鬧意見」（有如引文作者所說），而是看到自己的「眾妃宮女，圍繞禮拜仙人」，因此大怒而致。另外引文中所述的歌利王與忍辱仙人之間的「對話」，與前列《金剛經集注》中所記載之注語亦不相同，或許是有不同出處？

☆陳銘磻《戰國武將歷史之旅》


【原文p.27】「真田幸村
豐臣家軍師。「大坂冬の陣」率軍大破伊達政宗的騎兵鐵炮隊，並斬殺家康多名武將。「大坂夏の陣」率領全部裝束紅色的騎兵殺入德川軍，後又一人一騎衝進德川軍本陣，迫使德川家康差些切腹自戕，亂陣中，德川氏逃逸，折斷帥旗，使幸村失去目標，結果因體力不支中彈陣亡。島津第十六代家督島津義久譽稱他為「日本第一武士」。」
【指疑】根據現時研究，真田幸村（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名將）在大坂「夏之陣」中的收場是在奮力血戰後筋疲力盡的情況下，於坐在安居神社附近的田埂道上喘息之時，遭遇敵方松平忠直所屬鐵砲首領的西尾仁左衛門及其部下之刀槍襲擊，而被殺死後取下首級。至於前引文說的「中彈陣亡」，只怕是於史無據。

★張開基《千古騙局業報輪迴》


【原文p.360】「在中國，東漢以前原本是屬於萬物有靈論的多神信仰，並沒有任何成型的主流宗教，但是，在東漢末年，由「個人人為」假托「道家老子」為主神，將原本單純的大思想家神格化，訂定各種祭祀儀軌並融入當時流行的「方術」形成了本土「道教」，成為中原地區東漢末年戰亂連年、動盪不安的時代中一個人們心靈上的寄託，給了人們一個對快樂又長生不老神仙世界的憧憬和嚮往。
但是，也大約在同時，發源自印度的佛教也經由西域傳入了中國，而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道教和佛教在中國並沒有發生任何激烈鬥爭或衝擊，而是互相融合，而且，道教從佛教汲取的養分相對的更多……。」
【指疑】根據世論通說，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是東漢明帝（或西漢哀帝）之時，道教則一般認為是肇始於東漢末年，以觀前引文作者所說二者差不多都發生在「東漢末年戰亂連年、動盪不安的時代」，似乎在年代的界定上不夠明確（西漢哀帝不必說，東漢明帝是東漢的第二位皇帝，在他後面也還有十一位皇帝，在時序上絕對不能說是「東漢末年」）。
再者，作者說「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道教和佛教在中國並沒有發生任何激烈鬥爭或衝擊，而是互相融合」，其實若考諸歷史，可知道教與佛教之間的「融合」，實則是經過一番相激相盪的過程（註），然而以作者對中國宗教史的熟稔，相信他若能做更多的說明，則讀者會比較能夠接受。
【註】佛教初傳中國時，在過程中逐漸地受到佛教內部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抨擊，前者是因為佛教初傳中國時極力攀附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被認為是相當程度地違反了正統佛教的教義與精神，後者則以道、儒為主，認為佛教抵觸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綱常倫理、王道政治、夷夏之辨等立論；有道士還攻擊佛教是「破身」、「破家」、「破國」，尤有甚者，中國歷史上的幾次滅佛中，有幾次即是與信道教的有力人士之直接、間接的作用有關。只不過是就發展的觀點來看，佛、道雙方雖然互相攻擊，但是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對方的部分內容來豐富和完善自己，因此佛道之間的關係是「既互相排斥、互相鬥爭，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局面」，並且「由總體上的互相排斥、鬥爭，逐漸過渡到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這一切，坊間相關書籍論述甚多，或可參考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之說為代表意見（見賴書p.64～75）。凡此說明的是前引張書中說的「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道教和佛教在中國並沒有發生任何激烈鬥爭或衝擊，而是互相融合」云云，實則需要更清楚的交待才能說明史實真相。

⊕文史疑案：【日】不破俊輔著，林文娟譯《日本第一兵：真田幸村》
  

【原文p.209】「至於（德川）家康和秀忠本隊則是沿著高野街道南下，針對藤堂隊與井伊隊等先鋒部隊所取得的頭顱進行首實檢。這也是家康首次與木村重成（二十三歲）的頭顱面對面，這個頭顱梳著整齊的月代髮髻，臉上略施脂粉，並飄散著伽羅（香木的一種）香氣。
「是誰幫這顆頭顱上粧？」
家康詢問周圍的人。……
但其實這並非家康首次見到木村重成，只是家康自己沒注意到，早在之前二人就已經見過面。
那是在慶長十九年八月，大藏卿局因為建造大佛一事而和家康見面，其中的一位隨行者就是木村重成。因為木村重成是一位長相俊俏的美男，所以變裝扮成侍女假扮成大藏卿局的一員，藉此來查探家康的態度。……」
【指疑】前引文所談之事的時空背景是在日本戰國時代，德川、豐臣之間的「大坂之陣」（包括「冬之陣」與「夏之陣」）前後。作者說德川家康在一次檢視己方部隊所斬獲的敵軍首級時，並未認出其中一具飄散著伽羅香氣的首級原是他已見過的木村長門守重成（豐臣方的家臣），原因是在雙方爆發戰爭之前，木村重成曾經「變裝扮成侍女假扮成大藏卿局（豐臣方代表）的一員」而隨團出使至德川方以暗中觀察對方的態度，故未被注意。
然而，說德川家康和木村重成「不是首次見面」應該沒錯，但是根據現時流傳的記載，實際上當東、西兩軍打完「冬之陣」之時，即是由木村重成代表豐臣秀賴出使敵方，目的是取得德川家康父子的和談誓書；當時德川家康原本沒親自出面，而經木村重成的堅持，家康才現身於其面前而在議約上簽署名字，並按下血指印（註）。故知木村重成的首級沒被德川家康認出當是其它原因，而與前引文說其過去「男扮女裝」應無相關才是，畢竟重成已以本來面目見過家康，且時間是在大藏卿局率團之後。
【註】關於木村重成代表豐臣秀賴取得德川父子的議約誓書之事，請參閱【日】司馬遼太郎著，周潔、李青譯《城塞》（見中冊p.748～753）、【日】津本陽著，廖為智譯《乾坤之夢－德川家康征戰史集》（見下冊p.136～138）……等書，在此不一一列舉。

★二月河《隨性隨緣》
 
【原文p.57】「就我讀史粗概的印象，漢唐以上，中國的「文界」還比較注重情操。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
自漢唐以降，有了「九品官人法」，而後李世民又創舉科舉考試，「一網打盡天下英雄」。他真是說到做到……」
【指疑】根據現時研究，中國的科舉制度當始於隋朝～當時隋文帝為了改革「九品官人法」（或稱「九品中正制」），乃於開皇七年下詔各州每年推薦三人應考「秀才」，後來繼任的煬帝在大業元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科舉制度的濫觴，此制並為唐朝繼承與發展。以觀前引文作者說「李世民（唐太宗）……創舉科舉考試」，顯然有誤。

☆戴峰《零戰：日本帝國海軍戰鬥機戰史》


【原文p.263】「隨著沖繩戰役的全面打響，1945年3月26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下達了天1號作戰命令。從4月1日開始，整個沖繩周邊海域上空機聲隆隆砲火漫天。……日軍共損失飛機1900架以上。日本海軍連尚未完成訓練的飛行學員也組織起來，駕駛無攻擊能力的教練機一去不返。連日本一直視為國民象徵的超級戰艦大和也能淪為特攻的工具，最後在浩瀚的南中國海找到了終結。……」
【指疑】前引文說日本超級戰艦「大和」號被視為該國的「國民象徵」，其實「大和」級戰艦在二戰時是被日軍當作「秘密武器」看待與使用的，因此實際上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在戰後才漸漸知道有「大和」、「武藏」、「信濃」……等超級軍艦，至於被當作「國民象徵」的戰艦則應該是「長門」號（註）才對。
另外，「大和」號沉沒的地點在九州南方海域（坊之岬南方約90海里處），一般是歸之為東海的範圍，並不在前引文說的「南中國海」（南海）之內，此又一誤也。
【註】｢長門」級戰艦曾經被視為日本的國力的象徵。有日人記載，在當時的日本如果有人不知道有｢長門」號戰艦者，將會被視為沒有常識。｢長門」號同時也是日本與美國開戰時的日本聯合艦隊之旗艦，亦為偷襲珍珠港時的指揮中心所在；它另有姊妹艦｢陸奧」號。

◎我看張志和整理的【明】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與其它（7/7）


（續前）
對此，學者徐朔方曾提出質疑。他說：「聯輝堂、湯賓尹校正本也引用周靜軒詩，但這八首詩卻沒有標明它們的作者是周靜軒，其中也有整首詩被刪去的，當然不會有署名。張文斷定這八首詩被嘉靖本沿用，而刪去作者周靜軒的姓名，為什麼不是相反，即這八首原是佚名或無名氏作品被黃正甫刊本加上周靜軒的署名？」因此他認為張君之論「未加論證，近於武斷」（見徐朔方《小說考信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7年10月，p.13）。以上意見，謹此錄之以供讀者參考。
於是綜合上述，筆者的兩點結論是：
一．《三國演義》的作者是不是羅貫中？
答：基於前述分析，我們不認為張君的理論可以推翻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之傳統說法，因此對此問題的答案仍持肯定態度；連帶地所謂《三國演義》的作者是南方人之說自然也難以成立，因為依照《錄鬼簿續編》的作者（與羅貫中為忘年交）所言，羅貫中的籍貫是在北方的太原。
二．「黃正甫刊本」的《三國志傳》是現行最早的《三國演義》的版本嗎？
答：一如前提，對《三國演義》的「通俗演義」和「三國志傳」兩系統的關係，目前學者的看法有二：
1.《三國志傳》的祖本早於嘉靖本《三國演義》，其中前者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本。
2.《三國志傳》和嘉靖本《三國演義》同是由羅貫中原本演變出來的分支版本。
如果論者定要跳出上述這兩個範圍（也就是說，不以「系統」取向來區分），至此我們也無法確定「嘉靖本《三國演義》是現行《三國演義》的最早版本」之說是否為顛撲不破的；而在「黃正甫刊本」這類版本中所引出來的幾個問題（如「伍伯」、「破板」等）亦亟需要更多的分析、界定與釐清。再者，由於「黃正甫刊本」本身的例子，且依張君所言，其封面、序和目錄所標示的時間只能表示該書刊刻的日期而不一定能反映內容確定的實際年代，想既然有人認為《三國志傳》系統有可能較接近羅貫中的原本，因此我們建議還須將現存可見而屬於該系統的所有版本進行廣範而全面性的研究與比較，進而明白「黃正甫刊本」與這些版本、或各個版本之間的內容差異後，然後庶幾方可斷定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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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拙文作於2000年。張志和先生在隨後出版的《透視三國演義三大疑案》（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一書中曾就《三國演義》的成書時間、過程、版本、源流與作者的問題繼續研討，並在「附錄」的部分刊載了對徐朔方、張宗偉、杜貴晨、張培恒等多位學者所進行的答辯，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此書。本文尤其希望能拋磚引玉，期待各方專業學者也能就《三國演義》的相關問題進行探究（舉例如文津於2006年9月出版的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

中也安排了篇幅對《三國演義》之「黃正甫刊本」提出討論－見p.17～28），以使真相越辨越明。（7/7；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