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size=+2>快傑文史網誌</font>

▲何茲全、趙儷生等《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冊（a）


【原文 p.69】（鄒賢俊執筆）「范曄的《後漢書》，除已寫成紀傳外，按原計劃還擬寫十志，但當他滿懷信心，準備完成這一部分時，卻不幸被人誣害，遭到了一場彌（瀰）天大禍。原來范曄才華出眾，生性耿直，既深受宋文帝和許多有識之士的賞識，又引起了一幫利祿之徒的嫉妒與痛恨。特別是他寫〈和香方序〉的文章……諷刺當時的吏部尚書庾炳之、丹陽尹徐湛之等人，更是引起了權貴們的仇視。……徐湛之便以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的外甥謝綜謀立劉立隆、篡奪宋文帝皇位一事為藉口，把范曄牽連進去。……」
【指疑】作者疑係「感情用事」，只因為范曄是一代文宗，於是就以好語處處為他叫屈，其實若讀過《宋書》的〈范曄傳〉（卷六九）與〈徐湛之傳〉（卷七一）等，可知此事不見得是如此，特別是試問范曄「生性耿直」嗎？徐湛之是因為遭到諷刺所以要「誣害」范曄嗎？范曄沒有參預孔熙先、謝綜等對宋文帝之謀反嗎？凡此在《宋書》裡有解，但是和作者講的完全不一樣。說起來，前引文之「美化」如此，若不能提出具體論證而為之辯誣，恐怕是幾近於歪曲史實了。再者，上引文中的「劉立隆」當為「劉義康」之誤。

△【清】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台灣志略》

【原文 p.1～2】（前言）「尹士俍，字東泉，山東濟寧人，監生。……雍正十三年（1735），又得（閩浙總督）郝玉麟及福建巡撫盧焯之題請，升台灣道，乾隆四年（1739）任滿，尹氏調補湖北鄖襄道。
歷史文獻中最早提到尹士俍《台灣志略》（以下稱尹志）的是乾隆六年成書的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該書卷十三職官一「分巡台灣道」尹士俍條下載：「（尹士俍）山東濟寧人，監生，雍正十三年任，著有《台灣志略》。乾隆四年任滿，補湖南鄖襄道。」劉志全書中注明引自《台灣志略》的文字共有十餘處。」
【指疑】關於《台灣志略》的作者尹士俍，前引文作者前面說他在乾隆四年時補「湖北鄖襄道」，後面引用《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中卻說是補「湖南鄖襄道」，兩相扞格。

★吳晗《朱元璋傳》（a）


【原文 p.128】「大明這一國號出於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的傳說，主要的經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經過了五百多年公開的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所深信的預言。」
【指疑】關於文中說的《大小明王出世經》，已有學者指出此書當作《小大明王出世經》，因為它典故於王質《論鎮盜疏》之記載；至於後世之所謂《大小明王出世經》則是出自《釋門正統》卷四的〈斥偽志〉，而《釋門正統》中的說法正是引用《論鎮盜疏》的，卻把書名寫錯，故當以《論鎮盜疏》中之所記為正。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


【原文 p.264】「……奕昕提出了六條建策，其中獲准並在後來歷史中起到極大作用的有三條：一、在北京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理外交事務，以親王、大臣領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外交機構。……」
【指疑】作者之說無誤，在此補充一點，即咸豐皇帝批准了恭親王奕訢的奏請，將成立專辦外務的專門機構，不過上諭所同意的名稱加有「通商」二字，換句話說，咸豐帝所同意的機構的正式名稱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至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則是對外的簡稱，原因是自北京條約簽訂以後，西方列強的使節因為自己所辦理的並非商務，拒絕與中國辦理通商的欽差大臣打交道，因此奕訢不得不再奏請皇帝命令禮部頒發關防時將「通商」二字省略，以免造成誤會。後世未詳此事，每每跟著稱之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它就和「總理衙門」、「總署」、「譯署」一樣，只能算是一個簡稱，且只限於對外使用，而其正式的名稱終其歷史約四十年，對內皆稱之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直到辛丑和約時才被改為「外務部」。

⊕文史疑案：李邁先《西洋現代史》


【原文 p.355～356】「首先掀起大規模之侵略行動者，為日本之侵占中國東北各省，故日本實為破壞戰後世界和平的始作俑者。早在四年之前，日後一度擔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即在其著名的「田中奏摺」（1927年7月15日提出）中，提出一項極端狂妄的侵略計劃，強調日本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在征服中國之前，必須擊潰美國，一如過去日俄戰爭之擊潰俄國。征服中國之後，則亞洲國家將一一降服，世界列強亦將承認日本在東亞的優勢地位而不敢冒犯。此項史料，日本雖曾加以否認，在1931至1945年的實際行動中，當可充分證明其真實性。」
【指疑】「田中奏摺」是否存在，尚有爭議，但是作者還是把它放入正文，顯然他是深信其說的（雖然較新出版的書，若提到此事時，通常在筆法上是以「疑案」的方式處理）；作者又指出日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對德國提出結盟計劃時所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包括中國、泰國、緬甸、法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英屬婆羅洲、荷屬東印度等地，日後尚包括澳洲、紐西蘭）就是「田中奏摺」的另一個佐證（也就是讓「亞洲國家將一一降服」之意）—真是如此嗎？待考（筆者暗忖，日本若想「征服世界」，那是不是包括其盟友「德國」呢？那也未免太狂妄到無可救藥了吧）。

⊕文史疑案：李弘祺《讀史的樂趣》

【原文 p.288】「很顯然的，西方（特別是英文）的中國史作品不免採用西方的歷史著述的方法。嚴格言之，『通史』體裁源出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並不是中國人的發明，而近來西方的史學研究受社會科學影響至深，因此其研究中國的作品亦常帶社會科學色彩，能發人所不能發，啟迪頗深……」
【指疑】「通史」一詞，在一般文史工具書裡作「貫通古今，並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作敘述的書」解，如西漢司馬遷《史記》、南朝梁武帝與吳均等《通史》（註：此書已毀於梁元帝江陵之火）、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南宋鄭樵《通志》等均屬之（只是使用的史體不一定相同）；
甚至杜佑《通典》、裴潾《太和通選》（已佚？）、馬端臨《文獻通考》……或取法官禮、統前史，或總括古今學術，或總論古今典章制度，亦均取「通」義；
還有李延壽《南史》與《北史》……等，謂為「標通而限以朝代」；
薛居正《舊五代史》、薛居正《新五代史》……等則為「斷代而仍行通史之法」，再加上「三通」與《資治通鑑》的各家續作，凡此可謂「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
現觀前引文作者說「通史」不是中國人的發明，這一點尚可稱說，可對外多做比較，但是又說「通史體裁源出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則是所指為何呢？莫非他是指「全球性」通史，或是指歐洲人的敘述方式？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