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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瀨俊一著，軼名譯《日本投降秘辛－日本外務省官員加瀨俊一回憶錄》

【原文p.252】「信濃號長264公尺，寬50公尺，能攜帶各式飛機87架，包括轟炸機、戰鬥機及偵察機。……該艦最初設計是建造為63,000噸的「大和」與「武藏」兩艘超弩戰艦的姊妹艦的，後來被改裝為航空母艦，……。」
【指疑】資料顯示，二戰時的日本航空母艦「信濃」號的搭載機應該是42架常用機加5架補用機，合計47架（一說是48架常用機加2架補用機，但是當以前說較為正確），並非前引文說的「87架」（信濃號雖然是巍巍巨艦，但是因為它是從戰艦改裝的，受限於原來的結構，且戰情緊迫而不及進行更大幅度的改造，因此實際上能收納的飛機並不如正規航空母艦多）。

◎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7/7）

（續前）
◆幾個問題辨正
【1】有關所謂「曹操裁抑豪強」之說：
前引萬氏之書提到了「曹操對豪強是抑制的」的問題。話說曹操出身宦官養子之家，本身為太尉之子，卻又自稱「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載建安十五年曹操十二月己亥令），而觀其上台掌權前後許多打擊豪強的作為，包括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豪族大姓皆受衝擊，不少地方官如滿寵、趙儼等也因為受到他的支持而勇於對付豪強，因此有人認為「裁抑豪強」就是曹操的重要政策。
然而究其實際，曹操還是任用了許多出身豪強大族的人才，如前面已提過的荀彧、陳群、司馬懿、鄭渾……，乃至於李典、田疇等，可見他不是裁抑豪強，而不過是裁抑不利於自己的人而已（這就好像日後司馬昭殺害名士嵇康，並不能因此就將之解釋為司馬昭敵視所有名士，而其實只是要消滅對他不利的人一樣，像對之沒有威脅性的阮籍就獲得保全身家；至於「竹林七賢」中有多人向司馬氏靠攏，也獲得了晉室標準下的令名以終，可見有些「擴大化」、「複雜化」的解釋有如「裁抑豪強」、「殘殺名士」等是必須避免的，否則難得史實真相）。對豪強大族，曹操只是不予偏袒，但是也非刻意打擊，而是擇賢予以任用，甚至努力爭取他們的合作。故所謂曹操「裁抑豪強」之論，乃是不符史實的說法。
【2】所謂「豪族」都支持司馬家嗎？
筆者前文已觸及這個問題，在此再作個補充。觀乎前引萬氏之書中雖說：「袁紹父子的失敗也就是豪族的失敗，但只是暫時的失敗。他們在找到了司馬懿父子之後，都支持司馬懿父子與曹氏鬥爭。」然而拙見認為真相是一批「寒族」、「豪族」一起幫助曹操這位「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打敗了袁紹，後來曹家式微，於是一批「寒族」、「豪族」又一起幫助司馬氏奪取了曹家政權（如前述，這兩批人其實部分是有重疊性的），這兩者背後都有「擇主而事」的考量，不過其中前者以其所處的「天下大亂，群雄紛立」之時代背景，有的還有「興復漢室」的用心，但是後者則無非多半是為了自身的功名利祿著想，所以把這個焦點往寒族、豪族的鬥爭去聯結，拙見認為這個方向有些補風捉影的感覺，實則未必妥當。
於此，想到時下坊間有不少著作，在提到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時，往往不忘來這麼一句：「當時，在曹氏與司馬氏之間，士族多是支持司馬氏的。」拙見認為這些敘述通常都沒有同時提到「寒族」的情況，意思是說，如果有充分實據能夠證明當時的「寒族」相反地則是支持曹氏的，那麼所謂「士族多是支持司馬氏的」這句話的意思才能夠隨之突顯、也才有具體的意義，否則只能說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豪族」、「寒族」都一樣多半是心向司馬氏的，如《三國志．孫皓傳》引《襄陽記》說東吳丞相張悌有謂：
「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姦計立矣。」
又如《晉書．景帝紀》說：
「（司馬師）魏嘉平四年春正元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二文中說的「腹心不擾……四方不動」、「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大概就是指出這種天下人心趨一的情況，而其原因不外乎前面所說的曹爽失政；何況在高平陵事件之前，曹爽執政已有十年之久，既不見高明，中間又經歷了失敗的征蜀一役，早已累積了魏朝人士太多不滿，只待一旦爆發而已，至於什麼「寒族」、「豪族」的問題都還在其次－即以曹爽本人來說，他幾曾蓄意對「豪族」不利？他自己又幾曾自居「寒族」？再說曹氏在不得人心的曹爽之後，抬面上也推不出像樣的人物出來支撐大局（曹爽、夏侯玄且在政爭中皆被夷三族；另有夏侯霸投奔西蜀），至於司馬懿之後倒是有司馬師、司馬昭這樣的人物（註34），而他本人又在朝中為官已歷人主四代，經營既久，所以當時的朝官或士族們選擇支持他，說穿了，無非是一種「選邊效應」而已，何涉分辨「豪族」、「寒族」或「儒家」、「非儒家」之事呢？
【3】所謂「司馬晉與曹魏的統治不相同，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之說：
拙見認為西晉政權的出現，其意義不在「表明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而只是司馬氏與曹氏的兩姓之爭，至於西晉與曹魏政權兩者的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不一樣，筆者認為個中最大原因還是在統治者的好尚、取向與時代的需要不同，特別是曹操之世，天下大亂，因此不得不一力講求「唯才是舉」，其後歷經曹氏各代有些調整，到了司馬炎之世，天下形勢更是不一樣了，所採取的治術當然也不一樣，而這是時代改變與政權替代後的一個正常現象－即使是司馬氏本身，雖說是什麼儒教信徒（註35），但是到了元帝司馬睿時不也「用（法家）申韓以救世」（見《晉書．阮籍傳》附〈阮孚傳〉）、「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見《晉書．庾亮傳》）而以法御下，這讓人想起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的評語說曹操「擥申、商之法術」，顯示出南遷後的晉元帝處於阢隉不安的情況下，其做法與當年打天下的曹操如出一轍，什麼「儒術」、「名教」等權且都放一邊了，可見這都是視時需而轉移的。事實上說曹操改變了時代風氣固然其來有自，但是代表意見如中國清朝學者李慈銘所說：
「自魏武崇尚權詐，流品不立，繼以文明，點飾浮華，由是風教陵遲，人不知有禮義。晉初佐命者，皆卑污無恥之徒，視篡盜為固有。故一傳而後，世臣華冑，人有問鼎之心。」（註36）
可見世人的觀感是司馬晉這個朝代並不比曹魏高明，而如果把司馬家與曹家這兩姓之爭的重點放在「儒家貴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鬥爭」上，筆者個人認為這樣的觀察角度恐怕是失焦了。這一切，誠如學者鄺士元有言：
「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皆乏可憑藉之理。質言之，乃一門第家族政權之易勢也。」（註37）
可以說，魏之篡漢不是某個「寒族」或「豪族」集團的奪權，同樣地，「晉之篡魏」也不是某個「寒族」或「豪族」集團的奪權，實則為曹氏奪權於劉氏、司馬氏奪權於曹氏，僅屬兩姓之間的逐鹿鬥爭而已。且以後者來說，應該說本質上就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且是兩個「高門」之間的鬥爭，但看誰爭取到較多的「寒族」與「豪族」之共同支持，惟因為司馬懿和曹操的出身經歷不盡相同，所以可能就被若干學者擴大至劃屬不同的出身階級或「集團」且彼此之間展開權力競逐了，然而究其實際，且根據拙文前面的分析，所謂「儒家豪族」（或稱「士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辨別與分界，就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歷史意義來說，應該是難以應用上才是吧（註38）！以上，淺陋之處，尚請方家不吝指正（7/7；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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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司馬懿有九子：以司馬師、昭最為知名，餘為司馬榦、亮、侑、京、駿、彤、倫（末者在八王之亂中曾參與廢賈后並自立，旋而事敗被賜死）。
【註35】《晉書．宣帝紀》說司馬懿曾戒其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此又殆非純儒家之言也。
【註36】見中國清朝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註37】同註9。
【註38】東漢以「名教」治天下，但是到了東漢末年，「名教」已經不能維繫人心（肇自皇帝失政，選舉為外戚、宦官、大族與朋黨把持，根據「名教」標準選拔出來的官僚腐化無能，政治對立與社會動亂頻仍），隨後經歷了三國亂世，最後統一天下的司馬氏據說竟又是個主張「名教」的「儒家豪族」；然而用以補強摧柱的，則是九品中正制度，而這個制度卻是由被稱為「非儒家的寒族」之曹氏政權所確立；接著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又逐漸被玄學取代於一時，可見司馬氏的「名教」之脆弱。這一切，能說是魏晉史的某種「弔詭」嗎？拙見認為若能將司馬氏與曹氏之爭解釋為「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爭」一事予以釐清，將有助於讓它得到清楚的解釋。實際上和曹家比起來，所謂「豪族」、「儒家」絕非司馬家的專利，至於法術的應用之於曹氏原是為了整治亂世，而那也只是為適應時需的非常手段，故自曹丕以次即漸次調整，並且以九品中正制度來鞏固，至日後司馬氏興盛時，所用的也無非是這一套。凡此種種，拙見認為在司馬氏、曹氏的鬥爭中，究竟誰是豪族、寒族，或誰是儒家、非儒家的問題並不重要，因為這其實就只是一場兩姓之爭，至於司馬氏之最後獲勝，純係因為曹家無傑出後人可以守成之故。

◎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6/7）

（續前）
另一方面，有關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坊間部分書籍尚有另一種說法是他們是曹魏陣營中的「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之爭。此處所謂「譙沛集團」是指出身於曹操籍貫所在的沛國（今安徽地區）人士，「汝潁」則是指汝南、潁川（今河南地區；其中潁川甚且被曹丕認為是「先帝所由起兵征伐」的興王之地－見《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書》）人士，前者包括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以曹氏與夏侯氏為骨幹的宗族人士，也許還包括許褚、史渙等；後者則是指荀彧、荀攸、荀悅、鍾繇、陳群、杜襲、辛毗、趙儼、郭嘉、戲志才、棗祗、和洽、應瑒……等，據說這兩個集團的代表到了曹魏後期變成曹爽和司馬懿，從而展開殊死的鬥爭。
惟拙見認為其實無論是魏是晉，都不是「地區性」的政權，也不會只因為得到某個「地區」的人士支持就可取得政權，所以籍隸司州河內溫縣的司馬懿既非「汝潁」人士，卻被說是被「汝潁集團」擁為代表人物，這種情況與其說是「以司馬氏為首的汝潁集團」對「以曹氏為首的譙沛集團」奪權，不如說是司馬氏取得了包括「汝潁集團」在內的曹魏人士的支持，最後奪取了曹氏的皇位來得恰當。換句話說，這是司馬氏在與曹氏的「兩姓之爭」中所取得的一種成就，但是卻不能說是司馬氏就是代表了「汝潁集團」及其利益，特別是請看看從司馬氏開始奪權到西晉開國的這段期間，其支持者（包括居關鍵力量者）絕非只是「汝潁集團」就可以涵蓋（如《晉書．景帝紀》說司馬師在曹魏執政時之手下要角是：
－諸葛誕、毌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
－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
－盧毓、李豐掌選舉；
－傅嘏、虞松參計謀；
－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
這張名單中雖然後來有人叛離，但是已可看出當時他的班底所包括者絕非只限於汝潁地區人士），也不是只靠「汝潁集團」就可以奏功。
基本上所謂「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之於曹魏，應該主要是存在於曹操建立魏國之創業時代，其勢力雖說是隨著曹操的成功而延續，不過到了曹爽時期，這些集團的先驅「元老」已然相繼故世，所以魏朝的權力中心其實是處於一個重組、洗牌的情況，至晉王代魏前後而有所變化。且以西晉佐命功臣並於日後獲配饗太廟者以觀，如賈充（官至太尉；父賈逵）、陳騫（官至大司馬；父陳矯）、荀顗（官至太尉；父荀彧）、裴秀（官至司空；父裴潛）、何曾（官至太宰；父）、王沉（官至驃騎將軍；父王機）、石苞（官至大司馬）、鄭沖（官至太傅）、羊祜（官至征南大將軍；父羊衜）等，可知這些晉朝開國元勳之先人固然多為魏室舊臣，但是已不完全是曹操時代之「汝潁集團」那批人的後代了。至此，能否再只以汝潁與譙沛集團鬥爭的眼光來作觀察，拙見認為尚有討論空間（6/7；待續）。

◎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4/7）

（續前）
至此可知即使奠定魏朝基業的曹操所重視的是「法術」，但是他的後人已有所轉變，而這個轉變就好像司馬懿的先祖司馬卭為戰國時代之趙將，本係武人，秦亡後獲封為殷王，歷八世後至東漢安帝時，其後人司馬鈞（司馬懿的高祖）猶為征西將軍（曾主持對西羌的戰爭，後因軍事緣故畏罪自殺），待傳至司馬懿時之「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晉書．宣帝紀》語），其間說來原是一個「轉型過程」。其它例子如《史記》裡有名的酷吏張湯，曾斥他人曰：「此愚儒，無知。」但是他的後代自張安世起即開始有所轉變，崇儒向學，且子孫相繼為顯官，至東漢時猶稱「累世台輔」（註21），成為漢代與金日磾家並列的著名士族（註22）。此類事例於漢魏時代多起，在此不及一一列舉。

尤有甚者，由於司馬氏正是由司馬鈞之後才轉為文官的，所以其轉變為儒學之家的過程對司馬懿來說，也不過是經歷了他的祖父司馬儁、父親司馬防和他自己，其實僅有三代，因此有學者認為「要號稱司馬氏家族在東漢為「儒學世家」，事實上可能還有一段距離。」（註23）。且以此兩相對照，可知司馬氏與曹氏的「儒家」背景，其實並沒有懸殊的差別。
再說儒學真的是身居「世族」的必要條件嗎？誠然「兩漢的名門望族將傳習經術是為全己之道和維持長盛不衰的保障」（註24），也就是說，自從漢武帝崇儒以後，通一經即可入仕，因此經學遂成功名利祿之途，而士族積世顯官後更可形成門第。然而，儒學到了東漢末年歷經黨錮之禍與黃巾之亂以後，在當時算是走入衰微，隨即又經歷了曹操治理的取向是「唯才是舉」而不以「名教」為尚之衝擊，至魏晉之世進入與玄學的消長時期；日後在東晉，舉例來說，如名門「琅邪王氏」與「陳郡謝氏」之代表人物王導、謝安都是玄學（而非儒學）名士，這頗值得注意。首先以陳郡謝氏來看，史家多認為它是因為謝安之緣故才確定成為江南高族的，這就印證了前引唐長孺先生之所言：魏晉品第重視的是「新貴」而非「遠祖」；其次以號稱「中古第一高門」（註25）的「琅邪王氏」來看，據說其淵源可以遠溯至西漢王吉，其實王吉雖然是以「明經」（儒學）的正途入仕（註26），後來在漢宣帝時曾應徵為博士諫議大夫，其後代且歷世為顯官，直至漢哀帝時在皇帝給其後人王崇詔文中還有「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之語，不過琅邪王氏進入魏晉後之所以仍能維持高門，其關鍵還不是因為族人王祥在魏為太尉又在晉為太保、王覽在晉為光祿大夫之故，並於其後繼續繁衍（族人有王戎、王衍、王澄、王導、王敦……等高官，乃至王羲之、王獻之、王僧綽、王僧虔、王猛……等名人），以至於坊間書籍有敘述「琅邪王氏」的，部分者根本就是從王祥、王覽談起（而由於此二人為同父異母兄弟，故頂多再提到其父「漢處士」王融而已（註27）），否則只怕難免像其它名門－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一樣漸次淪落吧，畢竟別忘了前面所說的，「塚中枯骨」是不足恃以長久的，而且「儒學」與否，頂多就是權力中心的一種政治性「號召」，例如標榜「名教」、「以孝治天下」之類的口號、動作，或者甚至更不堪的是利用名教「誅夷名族，寵樹同己」（註28），其實質在魏晉之交的時代實則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附帶一提：以上種種原是講「儒學」的，但是若單就司馬懿父子個人的武功與「文化修養」來看，又怎麼跟曹操這一家比？後者扶佐漢帝，統一北方，讓在風雨飄搖中的漢朝至少延續了廿五年國祚，這樣的歷史功業在客觀上值得後世肯定，並且父子（如果連曹叡都算進去，則是自曹操算起共父祖三代）均為建安文學的冠冕，留下幾多千古共賞的著作；司馬懿父子則雖然號稱出身「儒家豪族」，其實是連一篇像樣的「文章」都未曾留傳下來（註29），讓後世對他們的「文化修養」（包括「儒學」的文化成就）無法掌握，其各方面的歷史評價在在難以與曹操父子相比，而如果只是以所謂「儒家豪族」來予以定位，拙見認為這對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本質來說是缺乏歷史意義的（4/7；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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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見《史記．酷吏列傳》、《漢書．張湯傳》、《後漢書．張純傳》。
【註22】見《南齊書》卷廿三。
【註23】見胡志佳《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文史哲出版社。
【註24】見陳咏明《玄學史話》，國家出版社。
【註25】此所謂「中古」者，是採用學者毛漢光的定義，指東漢建安至唐昭宗天祐年間（公元197～906年）。參見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聯經出版社。
【註26】《漢書．王吉傳》說：「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時）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由此知之。
【註27】見蕭華榮《簪纓世家－六朝琅邪王氏家傳》，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註28】語見《世說新語》尤悔第卅三。
【註29】就目前所見，或許《晉書．宣帝紀》所記載的一首四言詩就是司馬懿現存所知的唯一「代表作」吧！據載此詩是他作於討伐遼東公孫淵的路上，時在魏明帝景初二年（西元238年），文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此詩歌在《太平御覽．樂部八．歌一》引《晉陽秋》也有收載，不過部分文字略有不同）。事實上《隋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列有《晉宣帝集》五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十卷），惜乎因其書久佚而無從得知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