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size=+2>快傑文史網誌</font>

◎從讀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試論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性質（1/7）

有關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傳統上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它是｢士族｣（以司馬家為代表）與｢寒族｣（以曹家為代表）之間的鬥爭，代表意見如學者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雲龍出版社，1996/09初版二刷）中所說：
「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不同的。不同處是：河內司馬氏是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譙縣曹氏則出身於非儒家的寒族。魏晉的興亡、遞嬗，不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
文中並且說：
「司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強民的支持。曹操對豪強是抑制的，《三國志．魏志》一〈武帝紀〉記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併之法，百姓喜悅。」……袁紹父子的失敗也就是豪族的失敗，但只是暫時的失敗。他們在找到了司馬懿父子之後，都支持司馬懿父子與曹氏鬥爭。……西晉政權的出現，表明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晉政權是儒家豪族的政權，政治社會道德思想與曹操時期不一樣了，與曹操以前的東漢，則有相通之處。西晉統治者標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來維繫名教秩序的道德標準。而豪族與儒門是同義詞，因選舉變成「門選」。門選起著鞏固豪族統治的作用。唯才是舉的時期過去了。又因西晉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節儉的時期也過去了。司馬晉與曹魏的統治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
最後文中結論說：
「……劉備雖自云漢朝的宗室，可是淵源既遠，又不能記其世代之數，實等於寒族。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後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以故蜀漢與曹魏施政之道正復相同。吳國的情勢則大大不然。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鬥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從而組織起來的政權。故孫吳政治社會的勢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以故孫吳與西晉施政之道又有類似之處。……魏統治者的社會階級為寒族，非儒家。與之相同的是蜀國的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為服膺儒教的豪族，與之相同的是東漢、孫吳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相承的。……從利弊來看，魏與蜀國的政治勝過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的政治。」（以上見原書p.1～33）
依作者之意，所言「儒家貴族」是指「士族」之司馬家，與此相對者則為「非儒家的寒族」之曹家。不過拙見認為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只是兩姓之爭，也就是性質上單純地只是兩家之間的鬥爭，而不是某種「階級」或高於兩姓以外的「群體」－如所謂「豪族與寒族」、「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或任何地域團體之爭。在此試論於次。
◆「司馬氏與曹氏之爭」的發端
談到司馬氏遷鼎於魏室，一般人通常都會很自然地先想到司馬氏懿誅殺曹爽集團之事，並把司馬家的奪取皇位自該時算起，如《晉書．宣帝紀》即說：
「（東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這段記載不但廣為後世所知，而且讓人感覺直是把司馬懿「創業之始」和所云「高貴鄉公事」視為一個系列性的奪權行動。其實司馬懿事魏經歷四主，不僅有破孟達、拒諸葛、擊馬岱、定遼東等戰場之功，並且兩度為顧命大臣，終生為魏奉守臣節。誠然他曾經對曹爽勢力大開殺戒而令人髮指，但是他和曹爽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經歷了有十年之久（公元239～249年；今本《三國演義》只用了短短的相當於一回（兩個「半回」）的篇幅來記述這兩人之爭，可能讓有些讀者感覺不出這段時間之長），初期曹爽對司馬懿還「恒父事之，不敢專行」（見《三國志．曹真傳》附〈曹爽傳〉），後來才漸漸改變態度，卒成水火不容的政敵，直到高平陵事件後才定下勝負，其間司馬懿甚至必須以偽癡裝病的手段才得以欺敵、免禍，可知這個鬥爭的過程對他來說是一個凶險環生的生死關頭。
因此，司馬懿在情勢抵定後對曾經有可能致他於死命的政敵夷滅三族，說起來，這乃是心存報復的他表現出殘酷毒辣的一面（雖然我們也可以想到，假使之前手握大權的曹爽想對他開刀，則是否可能換成是司馬家被滅三族猶未可知），但是是否因此就等於是他蓄意要奪位於魏呢？事實上在現存史料中找不到證據可以顯示他殄滅政敵曹爽、王凌等的目的與日後司馬師、司馬昭之所作所為明顯是為了｢自作家門｣以進而覆魏一樣（司馬懿於嘉平二年，即誅曹爽後一年，受天子之命在洛陽立宗廟，此事較為可議，但是仍非意欲篡位之直接證據），所以後世之人有「魏篡漢，其惡在父，晉篡魏，其惡在子，是不可以不別」（註1）的說法，這與今本《三國演義》的改訂者－清朝毛宗崗說的「（曹）操之事皆（司馬）懿之子為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為操之事也」意見一致，可見世人對司馬懿與曹操，乃至於司馬懿的父子之間的行事作為還是有所區分的。
故所謂「司馬氏與曹氏之爭」，追根究底，其發端只是「司馬懿與曹爽之爭」，畢竟司馬懿不但沒有積極反抗曹操或與曹丕、曹叡、曹芳搶奪皇位，他在曹叡死後之所以能參與輔政還是因為孫資、劉放在曹叡臨終「氣微」時進讒言以排除其宿敵曹肇、秦朗等而登上台面的，並非自己汲汲營求所致；後來如司馬師一般的廢立皇帝之舉，他也不曾做過，更不要說是像司馬昭那樣甚至直接或間接地害了當朝皇帝（曹髦）的性命。即使他和曹爽之間的鬥爭之結果直接關係到司馬氏與曹氏的盛衰消長，從而被他的子孫利用來當做爭奪皇位的有利形勢（整個情勢遂由個人之間的政治鬥爭演變成帝位之爭），但是這不等於可以據以直說他一開始就是存心要推翻魏室，特別是也不能說他對曹爽的鬥爭，是「豪族與寒族」或「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之間的鬥爭。以上，這個立場是筆者認為魏晉年間的司馬氏與曹氏之爭只是「兩姓之爭」的一個認知上先行的前提（1/7；待續）。
******************************
【註1】見近人周大荒《反三國演義》第卅八回末評語。

★盧建榮《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


【原文p.184】「……最後，作者（按：文中說的是學者甘懷真）受日本學風影響甚深，有些用語不暇思索逕以採用，我覺得有斟酌的餘地。像「官人」一辭是日文，不是道地中文。其實中文自在自足，本就有辭可用，像官員、官僚、為官者等等都是，根本不需採借日文漢字。」
【指疑】查商務版《辭源》，可知「官人」一詞的意義是：
1. 授人以官職，語出《尚書》。
2. 官吏、百官，語出《荀子》。
3. 唐時稱居官者為官人，後作對有一定社會地位之男子的敬稱，如杜詩中即有「官人」一詞，其它例子多起（包括宋、元等朝代）。
另外世所通稱的「九品中正制度」也有人根據《三國志．陳群傳》（乃至於《通典》、《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認為應該將之正名為「九品官人法」，此又是使用「官人」一詞之處（註）。
以上說明的是「官人」一詞恐怕未必如引文作者所說，是「日文，不是道地中文」，因為資料顯示它確是「中文」，只是現今之世較少為人所用而已吧。
【註】使用「九品官人法」一詞的學者相當多，然而反對此說的人中，有的是認為「官人」之「官」為動詞，「官人」本身並非名詞。惟無論如何，筆者認為「官人」一詞未必是日語。以上僅此列出以供參考。

◎我讀梅朝榮《諸葛亮－中國最虛偽的男人》


目前坊間書籍或各類雜誌裡，討論諸葛亮其人其事的專著、論文與各類文章可謂如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其內容除了對諸葛亮的相關史實有所探討外，當然亦不乏提出批判者，然而像作者這樣，幾可謂是全面性地將可見之所有批評、指責意見聚為一書，再安排一個尖銳、嗆辣的書名，佐以一個個帶著負面義涵的分章標題的，可謂尚不多見。
依筆者管見，事實上本書中所有論述的觀點皆可在它書中見及，故就此意義而言，這些還不能算是作者的「創見」，不過他的收羅、整理算是相當完整的了，字裡行間亦顯示出他顯然是花了不少時間與心力、也做了不少功課，並且在筆法上也未流於吹毛求疵或甚至變成謾罵（除了書名說他是「中國最虛偽的男人」可能過火了些吧），所以筆者認為本書頗有可參考之處
（註：聲明一下，這裡說的是「可參考」，但是筆者對本書所言的每個觀點並非樣樣同意，不過是覺得只要不涉「硬傷」，也沒有明顯的邏輯錯誤者，則百家說法都可當作參考與借鑑）。
倘使從本書的｢前言｣來看，其書中內容應該是以《三國演義》（而非《三國志》）為主，無怪乎其中不時出現了許多只見於演義而不存在於史實的說法，例如：
※「諸葛亮自從跟了劉備，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初露鋒芒……」（p.8）、
※「諸葛亮每次分兵派將的時候，都會裝得神秘些。不是對將領親受（授）錦囊；就是對那個將領伏耳親受（授）機宜。弄得將領跟兵士對整個戰局都不清楚，讓部屬一臉茫然地去「依計」行事。……」（p.109）、
※「最為無聊的是借東風。……諸葛亮裝神弄鬼，身為統帥如此不學無術，給蜀漢造成許多災難。……」（p.110）、
※「諸葛亮……讓關羽守華容道……」（p137）、
※「劉備奪取『西川』……」（p.141）、
※「劉備帶領七十二萬大軍，貿然攻打東吳……」（p.144）、
※「司馬懿買通蜀軍的糧草官茍安，茍安回成都散布流言，說孔明早晚必將篡位……」（p.192）、
※「龐統看出這是諸葛亮在被後拆臺，（說）『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p.238）、
※「自關羽出世以來，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斬顏良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將可說是風頭出盡，名震四海……」（p.242）
……等，太多了，不勝枚舉，不過作者還是在敘述中引述了不少史書，穿插了大量的史實，造成本書之所言忽焉小說（《三國演義》），忽焉史實（《三國志》），令人有點「捉摸不定」的感覺。其實觀乎作者對諸葛亮的質疑並非言之無物，對諸葛亮可謂為一個相當嚴格的檢驗，然而卻因為文中帶有不少《三國演義》所有而為史實所無的情節，是否可能會抵銷了全書一些說服力呢？
於此，拙見認為從作者對一干史實的掌握來看，足以肯定他應該是具備了條件，因此如果換一種寫法，也就是讓本書完全脫離演義小說的內容而直接訴諸史實，這對本書的層次來說可能會是一種提升，意思是說，如果只談史實而不去觸及那些小說虛構的經過，對他所要表達的觀點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再說誠如許倬雲《從歷史看領導》所言：
「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幾近於完美的政治人物，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評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結果他自己被後世責罵了一千多年，諸葛亮是歷史上我們幾乎無法觸及的完美人物。」
另外坊間還有書的書名就說諸葛亮是「忠貞與智慧的典型」，其生涯叫「智聖人生」……等，可以說，持此意見的當不止於許倬雲先生，同時應該也是今天社會上許多人的共同看法，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對諸葛亮提出嚴厲的批評、負面的批判，感覺上與作「翻案文章」差不多是同一回事。例如對諸葛亮寫的〈前出師表〉，中國宋朝時有人說「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云云，但是時屆今日，我們卻能由其中相反地讀到一些「不忠」（講得嚴重一點）的內容，而如此解讀之異於傳統，肯定是要從「事實」的角度出發才會具有說服力。於是這就意味著像《諸葛亮－中國最虛偽的男人》這類書籍，為了取信於讀者，比較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對稗官野史、鄉野傳聞極力避之才對吧，因為後者講得再多，卻不見得是事實，對當事人（諸葛亮）這個｢歷史巨人｣的形象自然也就不構成任何「殺傷力」，那麼試問讀者又如何相信諸葛亮真的是「中國最虛偽的男人」，不是嗎？
故如前所述，既然作者已經讓人感覺他對諸葛亮及其相關歷史相當熟悉，則筆者相信他對這本書、這個主題其實可以經營得更好，且期待之。以下復就書中的一些內容試作討論，所列頁次咸取自梅朝榮《諸葛亮－中國最虛偽的男人》，大旗出版社，12/2007初版1刷（註：本書另有2012年12月新版）。
*********************************************************
【原文p.228】「葛氏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章太炎《訄書》
【原文p.241】「那麼東吳是如何殺關羽的？關羽為什麼會被東吳所殺？章太炎在《訄書》說：「葛氏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事實真是這樣的嗎？」
【指疑】作者引用了兩次「葛氏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一語，其實這句話在章太炎《訄書．正葛第卅六》原文說的是：
「葛氏亦法家也……如（關）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倫也。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壓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媢之也。」
因此筆者建議此處之引用原文，當作「葛氏……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為佳。
*********************************************************
【原文p.252】「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這有正是諸葛亮厲害之處。因為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謖來承擔起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顯然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的依靠馬謖之死，暫時解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的地位。」

【指疑】根據現行的研究，大多數人認為馬謖之所以被問罪論斬，是因為兩個原因：
一、違（諸葛）亮節度（見《三國志．諸葛亮傳》）。
二、戰敗後棄軍逃亡或畏罪潛逃（見《三國志．向朗傳》）。
所以作者的說法不但不完全，而且甚至可能是遺漏了主要原因。不過，筆者認為除此以外還要再加一項，就是「戰敗」，因為如果不是因為戰敗，所謂「違亮節度」與「逃亡」都在其次－前者可解為在外之將「因地制宜」，後者則根本不會發生，故馬謖之死只能說是「三罪併發」所致，不知對否？
*********************************************************
【原文p.299】（〈後出師表〉）「……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指疑】眾所周知，〈後出師表〉出自《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文末並說它是出自（東吳）張儼《默記》。然而，原文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作者所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應是出自《三國演義》、《古文觀止》或其它文獻材料，但是畢竟不如裴注權威。說起來，這也是社會上不少人都會犯的錯誤，宜慎之。
*********************************************************

◎我看羅吉甫《三國大謀略》

若沒記錯，三國故事早先在台灣書市上開始發光發熱時，似乎是以三國史實或演義中的「謀略」故事（與「人物」）為主題打前鋒的。這本《三國大謀略》的整體份量不算很多，用字也很淺白，不過從字裡行間卻可以讓人感受到作者顯然是在三國史上著力甚深，再加上「謀略」（作者言明「以正史所載為主、並參考部分可信的野史，排除《三國演義》等小說家言」）之為「主流」話題，每章的設計又多半維持著一定的篇幅，讓讀者（包括各年齡層與不同程度）讀來毫不費力，故有助於它在市場上取得一定的成績，算是相當不錯的一本大眾讀物（本書另有簡體字版發行）。
本書原名《 謀略三國：一一四則智術典範》（02/16/1998初版一刷），在改版後改成現在的名稱，然而全書並沒有對這樣的改變作充分說明，而只是在版權頁上打出一個「原實用歷史叢書118《謀略三國》」字樣，因此讀者若不注意，恐怕會誤以為是原書以外的另一本新作。比較起來，例如馮爾康《雍正繼位新探》（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之原名為《雍正繼位之謎》（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台北有雲龍出版的正體字版），而在改版後更易為「新探」之書名，於此作者不但在改版的序文中註明清楚，甚至還對新版的內容作了如何改變一一交待。相較之下，筆者相信後者的做法較能讓讀者感到方便。
再者，本書的原序在談「大謀略」時說：「 本書是『大謀略史』系列中成書最早的一本。之所以稱其『大』，除了其範圍之大，取材時間縱橫整部中國歷史之外，更指部分主角人物謀略之深遠，眼界之寬廣。」（見p.9）並且所舉的例子是諸葛亮的「隆中策」與「聯吳抗曹」、魯肅給孫權「鼎足中原，占據荊州，控制整條長江，進而爭霸天下」的建議，及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挾天子以令諸侯」等。準此，則書中所列的114樁計謀諸如：
「比手畫腳，孫堅隻身逐寇」、
「出城練箭，太史慈突圍求援」、
「曉以大義，程昱說服靳允」、
「隨手一指，曹操幸運脫險」、
「坐失良機，呂布殞命下邳」、
「以兵為餌，曹操誘斬文醜」、
「易容有術，李孚出入自如」、
「挑撥父叔，曹操演技精彩」、
「捨水上山，馬謖兵敗街亭」、
「明察秋毫，孫亮定罪黃門」……
等等，太多了，似乎是把這個「大謀略」講小了，因為後列的幾個「計策」怎麼能與諸葛亮、魯肅、曹操的真正「大謀略」相提並論？當然，作者也講了，「本書選錄一百一四則謀略故事，裡頭有思慮周詳的策略規畫，有神出鬼沒的作戰兵法，走犀利靈巧的言語機鋒，有料事如神的錦囊妙計」（同見p.9），問題是部分內容就所謂「範圍之大」、「謀略之深遠」、「眼界之寬廣」的考量來說，似乎太過於放大了，或許原來的書名「謀略三國」比較符實吧？
以下復就幾處敘述提出討論，所取頁數皆來自台北的遠流出版社在08/01/2006（二版一刷）出版的羅吉甫《三國大謀略》一書：
*********************************************************************
【原文p.1～6】
（新版序）「謀略學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質，一是靈活，一是長遠。……美國有位很不一樣的成功學大師，名叫丹．甘迺迪（Dan S. Kennedy）。他寫過一本書，中文譯為《姿勢不對，照樣得分》……他要強調的，不是傳統觀念對不對，而是提醒大家，不要盲從。 某些既定的古老智慧或觀念，似是而非，卻形同金科玉律，主宰我們的思維，使我們無從反省，反而失去很多成功的機會，從這本書的英文書名No Rules就可知道，他鼓吹的不是要套公式，寧可勇敢打破規則，不要走安全的老路。從謀略的角度來看，丹．甘迺迪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謀略要想得深，看得遠，再來談子午谷出兵的爭議吧！……不是不必攻打長安，而是不必急著直取長安。……魏延想的是戰術，諸葛亮想的是戰略。查一下諸葛亮五次用兵的路線，他根本沒有直取長安的意思。尤其頭一次出兵最為明顯，最靠近長安出兵路線的是疑兵，主力部隊迂迴往西，繞了好大一圈。所以你問我如何攻長安，我支持首次北伐的方案……諸葛亮的打法，可貴的不僅在穩紮穩打，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兼顧後勤補給和形成犄角，這是永續經營的保險方案。保守，但是保險。奪下涼州，覬覦關中，只要掌控南中、蜀中、漢中、涼州、關中，兵源、糧粖、財務便有和曹魏長期抗衡的本錢。這是諸葛亮先平南中，再不斷指向涼州，並未採納魏延建議直取長安的戰略布局。……諸葛亮的布局深謀遠慮，不細察不易發現。用眼光宜遠，此謂之『大戰略』，不是小聰明，不是小伎倆。」
【指疑】乍看之下，這段文字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多讀幾次後，卻讓人覺得不很對勁。依作者之說，不管諸葛亮的布局如何天機高妙，反正他最後就是想要攻下長安，不是嗎？那麼魏延的子午奇計，無論是戰術也好，是戰略也好，不是恰恰才比較接近作者所鼓吹的「 No Rules」？意思是說，魏延的打法不是「穩紮穩打」的，也沒有像諸葛亮的「疑兵」、「迂迴」什麼的，但是為什麼他就不能符合作者褒美的條件－「勇敢打破規則」？為什麼他「不走安全的老路」，所以就是「小聰明」、「小伎倆」？相形之下，倒反而是諸葛亮的什麼「兼顧後勤補給和形成犄角」、「保守，但是保險」、「只要掌控南中、蜀中、漢中、涼州、關中，兵源、糧粖、財務便有和曹魏長期抗衡的本錢」……等，不才更像是作者講的「套公式」、「走安全的老路」嗎？
筆者在此並不是真的全然贊成魏延的計策，只是認為作者此文的立論邏輯似乎有待商榷，在此請教。
*********************************************************************
【原文p.259～262】
「南中地區即今四川南部、雲南東北部和貴州西北一帶，這裡住著少數民族，漢人稱之為『西南夷』。蜀漢政權在南中設有四個郡，原先安然無事，卻因少數豪強煽惑門眾生事，令諸葛亮十分困擾。……南中地區的四個郡都被平定，諸葛亮仍然任用原來的首領為四郡的地方官。……於是諸葛亮網羅孟獲等當地知名人士，任命為地方官吏。從此以後，在諸葛亮有生之年，南中地區的夷族在也不曾反叛過。」
【指疑】或許是因為《三國志．蜀書．後主傳》有謂「 丞相（諸葛）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故可能會有些人以為南中僅有四郡，其實蜀漢在諸葛亮南征的時間點上，依今世學者的整理，可知南中地區是設有五郡，分別是益州、永昌、牂柯、越嶲、朱提，只不過是因為朱提郡（原犍為南部都尉轄地）未參與叛亂起事，所以不在所謂「南中四郡」中，故前引文作者所謂「蜀漢政權在南中設有四個郡」是不夠精準的說法。
復由於南中的地位重要（某些學者視之為「西蜀的後院」），諸葛亮於南征勝利後對該地區的行政區域又作了若干調整。再說作者說諸葛亮南征後，「在諸葛亮有生之年，南中地區的夷族在也不曾反叛過」，此種說法想當是出自《三國志．馬良傳》注引《襄陽記》所說：「……（諸葛）亮納其（馬謖）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不過所謂「南人不復反」已為後世學者認定與後來所發生的史事不相符合，因為其後至少有以下事件發生：
※《三國志．李恢傳》說：「南土平定，（李）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本郡。」
※《三國志．馬忠傳》說：「（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冑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馬）忠代翼。忠遂斬冑，平南土。」
※《三國志．張嶷傳》說：「初，越嶲郡自丞相（諸葛）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又說 ：「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其中有幾條記載明顯是發生於諸葛亮仍然在世之時，可知前引文所說「 在諸葛亮有生之年，南中地區的夷族在也不曾反叛過」是不正確的，可惜作者沒有把握改版的機會予以修改。
*********************************************************************
【原文p.264】
「魏明帝曹叡得知吳軍用兵江夏，群臣都認為應立即發兵救援，唯明帝獨排眾議說：『孫權的軍隊長於水戰，他們如今敢下船陸戰，無非料定我軍無準備。但目前文聘已經據城堅守。根據兵書，進攻的一方要比防守者多出一倍才能攻取。孫權無法在短期內打垮文聘，他絕對不敢久留。』」
【指疑】引中所言曹叡之語當出自《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原文說 ：「（孫）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可知曹叡但言「攻守勢倍」，並未點出「兵書」，而就算是講「兵書」好了，我等但知《孫子．謀攻篇》說的是「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這與作者講的「進攻的一方要比防守者多出一倍才能攻取」並不相同，未知作者之論究竟出自何典？
*********************************************************************
【原文p.291】
「諸葛亮率領十萬大軍，展開第五次伐魏行動時，另外派遣使者到吳國，相約同時出兵，夾攻曹魏。數月後，吳王孫權率軍進駐巢湖口，目標指向合肥新城。」
【指疑】此事當發生在魏明帝青龍二年（公元234年）。作者說孫權是「 吳王」，其實當時孫權已稱帝（公元229年），說「吳主」或許較能讓人接受－像《資治通鑑》即是用此筆法。說起來，這也許只是「語病」的問題，但是一個歷史學家，筆下文章本來就必須比一般人好，否則一字之差可能謬以千里，恐將造成讀者對史實的誤會。
*********************************************************************
【原文p.324】
「三國分立的局面，終於在公元二六三年結束了。這一年，蜀漢為魏國所滅。……魏軍西路以鄧艾牽制姜維，中路由諸葛誕統領，居中切斷蜀軍的東西連線；鍾會則率領東路軍，直取漢中，奪劍閣，撲成都。」
【指疑】文中的「諸葛誕」顯係「諸葛緒」之誤。
********************************************************************* 【原文p.334】
「……再過幾年，晉武帝司馬炎見時機成熟，決定大舉南征。結果一如羊祜所預期的，東吳的軍隊並未加抵抗。晉軍一路告捷，最後攻進吳都建業，東吳亡國，結束了九十多年的分裂局面。」

⊕文史疑案：【日】茂呂美耶《物語日本－劍客、忍者、幽怪談》

【原文p.36】「（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決鬥）至於武藏當天遲到兩小時之說，其實有個很有趣的比照。武藏過世九年後，其養子宮本伊織所建立的「小倉碑文」中，沒有武藏遲到這個事實。二十七年後，「巖流島決鬥」見證人沼田家所紀（記）錄的《沼田家記》中之〈船島決鬥見聞錄〉，也沒有武藏遲到這種說法。六十九年後，取材自武藏的第三代弟子口述所紀（記）錄下的《本朝武藝小傳》，更沒有武藏遲到之類的記述。那麼，武藏到底是何時才開始遲到的？原來是在一百三十一年後的《二天記》中，武藏才「開始」遲到。過世後一百三十多年才「開始」遲到，這，合理嗎？」

【指疑】關於日本江戶時代的兩位劍豪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在船島（後改名為巖流島）的決鬥，前引文作者質疑世謂「宮本武藏在當天遲到了大約兩個小時之後才現身」之通說。
宮本武藏是否果真在當天決鬥時遲到，筆者在此無法具體言說，不過對前文所質疑的若干論據部分感到有些疑問：
﹝A﹞作者說〈小倉碑文〉（全名是〈小倉手向山武藏顯彰碑〉）、《沼田家記》和《本朝武藝小傳》都沒有提到武藏遲到之事，問題是：
a.〈小倉碑文〉、《本朝武藝小傳》一般認為原係分別出自武藏的養子（註）及第三代弟子之手，而「遲到」又不是什麼光明的事，因此如果此事被基於「為尊者諱」的原因而隱筆不記，想來也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其中特別是前者，原是「碑文」性質，而「碑文」多是用以歌功頌德，向來為史家在做考證研究時所難以照單全收，故用之來做史實的研究是肯定要打些折扣。
【註】〈小倉碑文〉的文字也有可能是春山和尚、而非宮本伊織（武藏養子）所寫，不過無論如何，至少宮本伊織是認可其內容的。
b.《沼田家記》雖說是小倉藩的沼田家之記載（註1），然而沼田其人雖與小次郎同在細川家食祿，但是他似乎並不支持小次郎（註2），因此如果說他刻意隱匿武藏遲到的事不記，實際上也並非絕無可能吧～雖然這樣說是有點「捕風捉影」之嫌，不過前引文作者如果執著於「武藏沒有遲到」一節而以《沼田家記》為根據之一並且在立論上有別於時下既已成形之世論通說，在此只是試著找出一種解釋來加以探討。
【註1】根據另部史料《丹治峰均筆記》之說，小倉藩有名為沼田延元之門司城代當日帶著大批家臣前往船島觀戰，從而成為武藏、小次郎二人決鬥的「見證人」，而《沼田家記》一書即是由延元的後人整理其所留資料而成。
【註2】請參見【日】久保田英一著，【日】小和田哲男監修，劉夏如譯《武藏 vs小次郎》，遠流出版，p.44。

﹝B﹞作者說武藏「遲到」之說始見於「一百三十一年後的《二天記》」。查船島之決鬥發生於日本慶長十七年（1612），《二天記》則完成於寶歷五年（1755），因此作者所說的131年，不知如何計算呢？然而這還在其次，比較重要的是《二天記》一書並不是突然於一夕或一年而成的，而是出於細川藩的藩士豐田正剛、其子正修、其孫景英之手，乃歷三代而成，其中第一代正剛的記錄，則又是取自於幾位武藏晚年時的弟子（算是第一代）兼武藏「二天一流」的兵法（劍術）教練之經歷與聽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因此若說它正式問世之日與決鬥之時相隔久遠而無法採信，是否有些失之於過於武斷？於是基於《二天記》一書其特殊的成書背景，則若無事實的發生，那又為何會有武藏遲到之記載呢？
故基於上述種種，筆者將前引文之說列為文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