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日】隆慶一郎著，李美惠譯《影武者．德川家康》（1/8）
眾所周知，日本戰國時代最後的勝利者是德川家康，不過在本書的故事裡，他一開始沒多久就在關原之戰中被石田三成手下的猛將島左近派出的忍者「甲斐的六郎」殺死（見第壹冊．p.27），旋而在原家康手下的幾位近臣之密議下，安排由他身邊的影武者「世良田二郎三郎元信」（以下或可依循本書之用例，簡稱為「二郎三郎」～這名字很特殊，不過這在當時並不奇怪，即如在本書第壹冊．p.163等處裡就有一位「茶屋四郎次郎」，情況差不多）在不公開家康死訊的情況下秘密頂替其身分（本意只是為了暫時應付危局，至於後來的發展在事發之當下實難預測與掌控），只是沒人想到這項計劃日後竟然持續到豐臣家滅亡後之隔年二郎三郎死亡為止，可以說，這樣的劇情實在是令人感到「震撼」。
而在這段期間若說有人在此大顯身手，與其說是「世良田二郎三郎」或其他書中任何要角（包括甲斐六郎、島左近、本多彌八郎正信、風魔小太郎、德川秀忠、柳生宗矩、淀君、豐臣秀賴……），不如說是本書作者自己吧，因為如何把歷史上自關原之戰開打算起，合該是德川家康在長達十五年間的所有行事，通通推由一位出身下層社會的區區影武者乃以「借殼上市」的方式冒充家康的身分而為，這對作者來說，接下來如何讓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史實」在軌道上持續運作，肯定是一件相當困難的挑戰，復由於這段期間發生各種鬥智鬥力的戲碼不絕，不僅錯綜複雜，且堪稱高潮迭起，而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決定了日本日後的天下大勢及整體往後的發展，因此如果這事是真實存在的，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說起來，事實上懷疑德川家康早已死亡的傳聞並不是本書作者自己編出來的，而該位影武者「世良田二郎三郎元信」也不是他憑空製造出來的。原來根據【日】清水昇、【日】川口素生著，李美惠譯《德川一族－創造時代的華麗血族》（遠流出版）
所說，
早在明治卅五年（1902）之時，當時有位東海地方的教育家村岡素一郎推出《史疑德川家康事蹟》一書指出德川家康早年即因遭意外身死，而由一位本係「願人坊主」（即在街頭表演或代人修行、祈禱的乞食僧）的淨慶（後改名「世良田二郎三郎元信」）瓜代，後者旋而篡奪了松平家，而其發生時間則是在織田信長突襲今川義元的「桶狹間之戰」（永祿三年，1560）之後數年（或曰當年，資料分歧），比本書採用的「關原之戰」（慶長五年，1600）還早了大約三四十年（以上見前引《德川一族》，p.222）。另一方面，所謂「世良田二郎三郎元信」一名應該也是藏有些「玄機」的，因為世良田一族原本就與松平氏有親緣關係，而本姓松平的「德川家康」這名字既是歷經演變而來，實際上他在元服時的名字即是稱為「松平次郎三郎元信」，據此可知若說與之近似的
「世良田二郎三郎元信」這幾個字內含了某種特殊的含意（一說這位影武者出身江田氏，而世良田為後來改的姓，另說則認為他原本就是出自世良田一族，此事待考），我想這也不是無的放矢的推想。
再說之所以懷疑德川家康被冒名取代，本書提出其源頭應當是在於有位「林道春」者，本係家康在「大御所」時代的近侍，他在著作《駿府政事錄》中於「慶長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一項裡有如下記載：
「慶長十七年八月十九日雜談時，主公（按：指家康）提到年幼時來了一個名為又右衛門的人，以五貫錢將他買走。主公說此即為九歲至十八歲九年間待在駿府之緣故。隨侍在側之眾人都聽到了。」（以上引自第壹冊．p.96）
由於根據記載，德川家康九歲時尚在駿府當今川家的人質，不可能有被人以五貫錢買走的事發生，因此世人懷疑此事乃是「偽家康」自道的童年回憶，卒使他是「冒牌貨」的真相曝光，遂有一連串的質疑與考證，即如前述《史疑德川家康事蹟》一書即列舉了至少八點（見前引《德川一族》，p.223；該書同時指出傳說曾當上德川家康的影武者的亦不止於二郎三郎一人，事情發生的時間也不全然一樣，惟因這些人與隆慶一郎的書之內容無涉，在此不予討論），指稱歷歷地說家康早已身死，而當道者原是另有其人，應該說，這就是本書作者據為創作的張本吧！（未完） 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113)
●我讀【日】黑川博行著，王華懋譯《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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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對本書描寫了劇情、敘述了人物，並透露了結局，請未讀過本書的讀者勿往下閱讀本篇，以免影響未來閱讀原書時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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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曾看過一些犯罪小說，不過孤陋寡聞如我讀像本書如此這般的「極道文學」（黑道文學）倒還是第一次。
雖然本書原非我愛讀的類型，不過除了它本身的情節外，復經由其流利的譯筆，令人感受到作者在小說創作上的功力十足；另外他在交待細節的部分相當用心，如交通、地理、飲食、住居……等原本近似「瑣事」之類，然而在他筆下倒是寫得很自然、也很生活化（故事中還有兩位主角飛赴香港、澳門一幕，而從作者的描寫中，讓人覺得他本身對這兩地顯然是熟門熟路，且對賭博一事也有些「研究」）；劇情的銜接堪稱流暢，結局也還算合理。再說「金錢」的訛詐與糾紛既是本書裡的「中心事件」，因之而起的鬥志、鬥力、勒索、機變、綁架、逃亡、鬥毆場面不斷，加上幾乎無處不在的「潑皮對話」，讓全書熱鬧非常又充滿了戲劇性，其間也順便讓讀者知道一丁點「地下世界」中的楣楣角角（若有）。
最後，或許黑道的金錢事件難免會讓人聯想到「酒色財氣賭」，不過「色」的部分在本書裡缺席，而這肯定是一件好事，否則它不會獲得直木賞吧～我猜（純粹是個人主觀的猜測）。 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65)
●我讀【美】丹．布朗著，李建興譯《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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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對本書描寫了劇情、敘述了人物，並透露了結局，請未讀過本書的讀者勿往下閱讀本篇，以免影響未來閱讀原書時的樂趣。*/
*********************************************************在本書裡，但見卓越的文學技巧，包括充滿了戲劇感的對白及分鏡式寫法、曲折而毫無冷場的情節構成、細膩的人物刻劃、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地理景點引覽文字、絕少缺席的愛情故事，再加上豐富的各方知識（包括尖端科技）及「宗教」、「符號」、「密碼」、「謎語」等「丹式招牌戲」，在在都十分引人入勝，令人一旦展讀就難以中途釋卷。不過，這故事本身對我來說，感覺其中的「噱頭」成分是不是稍微多了些，特別是「宗教」與「科學」在本書裡據說是水火不容（？），但是最後單單是用「科學」來證明「科學是對的」，感覺上雖然很直接，但是總覺得好像還有很多問號需要解答，而這樣的方式是否算是真正解決了問題，筆者持保留態度。
作者搬出了先端科技（包括非二進位的「量子電腦」及一連串的科學模型與方法），導出一個可由無機的環境（即「原生湯」～見本書p.427）中發生有機生命的結論，在此先不論這些理論是否能讓「宗教人士」與「科學人士」同感心服了
（到底不僅「宗教人士」的見解可能不同，實際上是連「科學人士」的取向也不會大家都一樣～試問有多少人會馬上同意人類是「熵的必然結果」呢～見本書p.445），
問題是「模擬」終究只是「模擬」，即使有再多元、再高層次的科技參與，但是它也只能說是某個單一實驗下的結果吧，未必能真正而廣泛地解釋一切現象，而且能夠製造出所謂「生命」是不是就等於能製造出「人類」呢，說來這也是「演化論」上一直存有爭議的相關課題吧。再說就算推翻了宗教的「理論」，卻未必能同時推翻宗教的「心靈」等其它層面，並且由此可聯想到「科學」本身也可能成為一種新「宗教」，差別只是在於它是「沒有神的宗教」而已，那麼如果按照書中的道理推衍下去，也就是一切以科學與物質為依歸，則最終於其精神上的本質與宗教又差別幾何呢？
本書作者顯然腹笥甚豐，知識層面極為廣博，不過他對世界上不同「宗教」的理論之所持認識畢竟算不上能夠全面掌握，對「科學」的認知則肯定就跟你我一樣，多半仍然受限於現時的發展與進步的水平，而若說是有能夠超越目前我們所知而廣泛應用的科技層次者，除了前提的「量子電腦」以外，當為「人工智慧」一項吧，從而力作發揮，無怪乎故事裡的「溫斯頓」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反正多少活人是「他」操縱的，多少死人是「他」造成的，層出不窮的「即時新聞」是「他」發布的，整個演劇幾乎都是「他」導演的，一干詭計差不多也是「他」設定的，那麼本書到底是冒險小說，還是科幻小說呢～當然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放眼當今世界，時逢新一波的「人工智慧」浪潮洶洶而來，然而若就全面應用的角度來看，此時此刻猶然可說是方興未艾，於是乎當有人已經開始大談它在「未來」有可能帶給人類世界一些新的問題之際，本書適時地卡位上來，或許兼有「預報危機」之效（雖然發出類似「危機警報」者，作者當然不是第一位），只不過是由於書中的「他」（人工智慧，非指艾德蒙）實在太聰明、太狡黠，而且為了一個帶著主觀所編造出來之所謂「生死對立」（宗教與科學），竟然造成超過五人因之直接或間接地喪失生命（而且輕如鴻毛，死得既無價值又沒必要），其中還穿插有來自西班牙國王十分矯情的「愛的教育」及其主教與他發生「純心靈」的同性戀情之類的非典戲碼，云云，無怪乎本書給我的感受遠不如《達文西密碼》深刻，畢竟雖然作者非常賣力地琢磨、演出，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知識上與生活上的啟發，但是讀了以後，只覺得要說「無感」是未必，要說「感動」至心領神會則肯定是有些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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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胡煒權《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遠足文化事業
【說明】關於號稱日本戰國史上最大的謎團「本能寺之變」所發生的原因，本書作者在介紹了當時的人物並分析了諸般時空因素後，乃以平實與務實的筆法指出曾經世上所流傳的各種說法，包括「野心說」、「怨恨說」、各種「陰謀說」（或稱「黑幕說」，例如足利義昭、朝廷、耶穌會、羽柴秀吉、德川家康……）、「信長野望阻止說」等都不足為信，從而提出問題應該是出在織田信長的「四國政策」上，造成明智光秀的不安而有以致之（註）。整部論述堪稱滔滔雄辯，同時也顯示出作者在日本戰國史上豐富的知識，至於「真理」（真相）是否越辯越明，尚有待史家與讀者們的檢驗與評判。
再者，由於本書的內容出色，還讓我個人聯想到一個問題，而這是以前不曾想過的，就是：「如果我是明智光秀，則基於我的出身、條件、能力、地位、抱負、年紀、處境、遭遇……等的綜合考量之後，我會不會想起兵反對織田信長（且不僅限於是為了作者說的信長的「四國政策」，也可能是基於其它那些曾經被提出來討論的各個原因）？當機會來了，我會不會也要發動「本能寺之變」？」
這個意外的念頭，令人思之既久，或許當做一個「歷史課題」的思考方式也不錯吧～不過當然了，如果放手一搏，既經決心要收拾信長之後，那麼於事前又該如何安排、布置，以謀後續的生存發展，我想，這肯定是另一個更困難的挑戰了，不是嗎？
【註】筆者手中有一本【日】吳座勇一《陰謀の日本中世史》（
KADOKAWA出版，
2018年3月10日）
，其中亦明白列出「四國政策轉換說」為明智光秀反戈襲擊織田信長的原因，並指出此乃目前在日本於學術上的主流見解，恰可與胡書相對照～我個人認為如果真是「主流見解」，相信相關論述必然不少，讀者若有興趣則不妨自行去書肆尋找、挖掘，相信定會有其它更多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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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
【原文 p.27～28】「……三、從版本型態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的版本主要有三個系統：
1.《三國志傳》系統（又可分為繁本、簡本兩個子系統）；
2.《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
3. 毛宗崗父子評改本《三國志演義》系統（毛本雖然源於明本，但因面貌已與明本大有區別，故自成一個系統）。
此外，「李卓吾評本」雖然屬於《三國志通俗演義》，但因其承先啟後，獨具特色，乃是後來一些重要版本的底本，也可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的子系統。
四、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三國志傳》與《三國志通俗演義》兩大系統是分別傳承嬗變的（二者之間也互有借鑑吸收），……《三國志通俗演義》……代表了《三國》版本演變的主流，其演進的主要軌跡是：羅貫中原本→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李卓吾評本→毛本。」【指疑】引文作者就「版本型態的角度」將《三國演義》的版本分為《三國志傳》系統、《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與毛宗崗父子評改本《三國志演義》（簡稱毛本）系統，並特別提到「李卓吾評本」，這樣的分法自有他的理由，不過筆者在此稍作補充如下：
作者所列《三國志傳》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誠然可說是各為一個「系統」，但是毛本不一樣，而只是一個獨立性的「版本」，因為自毛本之後並無自毛本後續發展的通行版本，本身未足成為一個系統。再者，作者說毛本是源於明本，而此明本已被一般研究認定是《三國志通俗演義》，而作者又說「李卓吾評本」也是系屬《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見「李卓吾評本」和毛本其實是「系出同門」的（註），只不過是引文敘述的處理方式，前面是以「版本型態」的角度說「李卓吾評本」可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的子系統，後面則以「版本演變」的角度又說毛本是由「李卓吾評本」演進而來，那麼依此來看，就實際的演變來說，毛本其實就是該歸在所謂「李卓吾評本」的「子系統」內了，不是嗎？那麼又何來毛本「自成一個系統」之說呢？
【註】關於《三國演義》的版本，原有各家學者的研究，不過一般是將夏振宇、周曰校的刊本與李卓吾的評本列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其中在李卓吾的評本以次，有學者又將之分為毛宗崗評本、遺香堂刊本（與李漁評本）及寶翰樓刊本（與鍾伯敬評本）等。由此可知目前的研究可能各家在見解上不盡相同，但是說李卓吾與毛宗崗的評本俱是出自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系統則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且目前的學者通說是認為毛本應是發展自李卓吾評本。 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299)
★張中延《推翻那些你曾信以為真的歷史》
【原文p.179】「刺馬案……這個案子發生後，刺客一反其他刺殺案竟不逃走，還高喊：「刺客是我張汶詳！」然後讓那班怕死的衛士捉拿。清廷對此十分驚恐……」
【指疑】前引文中的「張汶詳」（清代同治年間，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的刺客），且以《清史列傳》為本，當作「張文祥」才是正確（註）。
【註】請參見《清史列傳．大臣畫一傳．檔後編五．馬新貽傳》。《清史稿》中作「張汶祥」，不過我們知道清代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不少官書中每每將與其敵對、「作亂」者的姓名故意又片面地加上三點水邊或草字頭，而民國年間成書的《清史稿》之編纂者（其中有不少是「滿清遺老」）當是援用當時的某些記載而未予改正，於是「張文祥」就如此這般地變成「張汶祥（或「張汶詳」）」了，實有待正名之。 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50)
◎我讀【日】安部龍太郎著，蔡春曉譯《信長燃燒》
讀完本書，但覺作者對日本歷史與地理的熟稔程度令人讚嘆，而其文化素養，包括對宗教、神話、古籍、古詩、和歌、古代服飾、茶道、「制香之道」、軍事相關……，乃至於中國史事的典故等的認識顯然都有相當的研究，直是信手捻來，全不費力，再加上遍布全書的「註釋」文字可謂「資訊滿載」（雖然對日本歷史較無興趣的讀者來說，亦不無可能會覺得是不是有點太多），讓人讀了直像進入一個知識的寶庫；這還不夠，但見全書文采飛揚，譯筆用心而出色，可謂十分難得。
本書所描述的主要是日本戰國時代之「天下人」織田信長的故事，而其時間設定則主要是在其人於本能寺遇襲喪命前的一年半直至死亡為止，也就是天正九年（1581）開年直到隔年（1582）的六月二日這段期間。作者所採行的結構是倒敘的方式，並且在故事說了約莫一半（亦即上冊的後段處）時就先預告了故事主人公的下場－遭到朝廷大官近衛前久的層層設計，並教唆信長的手下大將明智光秀領兵反戈攻殺，這樣的安排可謂相當特别。
很顯然地，對「本能寺之變」這樁日本的歷史謎案，作者採用的是「公家、朝廷黑幕說」（意思是由朝廷公家主導）加上若干「羽柴秀吉黑幕說」（意思是秀吉事前即已知情），從而指出整件事乃以位居「太政大臣」（日本律令制度下的最高官位，但非常設官職）的近衛前久為中心人物，凡此對關注織田信長這位歷史人物的生平者來說，肯定可據此又獲得一套詳細的說法以為參考，然而，如果說對本書有何較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為或許以下幾點可予商榷：
﹝A﹞作者讓「勸修寺晴子」
（註：史有其人～歷史上的這位女子原是當時的「東宮太子」誠仁親王的女御（女官），最初稱為「阿茶局」，曾為親王生了6男3女，日後還成為「皇母」，復因為誠仁親王早卒，他們的長子終獲得正親町天皇讓位而登基，史稱後陽成天皇）
和織田信長演出不倫戀，並且還是女方不顧身分地表現主動（或說是由最初的半被動變成後來的轉主動也行），還不惜長途跋涉地去投懷送抱，然後以「調和公武」、解救朝廷的企圖為煙幕，讓人覺得不但是不可思議，而且說是荒唐可恥也不為過吧！就此，筆者甚至認為本書有勸修寺晴子這號人物也許是增加了不少戲劇性元素（即使這樣的元素令人難以認同），但是如果把有她的情節全部拿掉，其實對全書的主線也沒有什麼影響吧（雖然她出場的篇幅還真不少）？
﹝B﹞關於明智光秀反擊織田信長的經過，作者說他在行動之前既經近衛前久的教唆後而內心掙扎不已，然而
「冷靜一想就不難發現，道理還是在信長一邊。若任由那些依仗著神佛的威信而作威作福的勢力一直囂張下去，何以指望將日本治理成一個律法森嚴、穩定繁榮的國家？朝廷、公家和寺社均享有莊園、市座，守護不入等等特權，這樣的特權一天不取締，這個國家就一天不能從政、教雙重支配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這個鐮倉幕府和足利幕府都沒能解決的課題，而今，信長高舉著天下布武的大旗，一心想要將它攻破。
只要再給信長十年時間掌舵，他一定能駕著日本國這艘巨輪，駛上一條前人無法想像的航線，駛向一片輝煌燦爛的新天地。終有一日，日本將成為能與西班牙、葡萄牙比肩的世界強國，雄霸七大洲四大洋。」（見p.621～622）
以上言猶在耳，卻突地話鋒一轉，接著說：
「清和天皇本是源氏的祖先。其在位其間，藤原氏專橫，天皇深受其害，三十一歲便英年早逝。……不論是源賴朝還是足利尊氏，以及出身美濃源氏末流的土岐家的光秀，其實都是清和天皇的後裔。……
光秀頓覺昏沉沉，意識朦朧。幾乎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在做何事，滿腦子想的都是清和天皇離世時的遺恨。
（信長不正是平氏後裔嗎？）
腦中突然冒出這個念頭。可怎讓平氏之後出任將軍？只有打倒信長，守護朝廷和幕府，才對得起身體裡流淌著的清和源氏的血脈－光秀在心裡告誡自己。」（見p.623）
於是我們知道，作者筆下的明智光秀原本認為「道理還是在信長一邊」，而且信長的存在有利於整個國家未來「從政、教雙重支配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進而「將日本治理成一個律法森嚴、穩定繁榮的國家」，不料他的腦中卻又驀然冒出「信長不正是平氏後裔」的想法，乃與其自身之出身源氏對立，於是他決定採取行動。
眾所周知，明智光秀在發動「本能寺之變」前幾天，曾赴京都愛宕山上參加連歌會，而在他所作的歌中有句曰「時は今あめがな（し）ゐ五月哉」，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時值下雨的五月」，卻因其中的「時」字之讀音（とき）與「土岐」相同，而光秀向稱自己是出身源氏土岐一族，故有論者據此主張他發動兵變的背後原因就是要以「源氏」之後的立場去阻止自稱「平氏」的信長之僭越與稱霸。惟筆者認為如此情節何異於使明智光秀出手的目的（就本書的前後文來看）從純粹的「守護朝廷」轉而攙入了歷史上的「源平之爭」之雜質，順便也讓他等於是落入了「道理的另一邊」（？），試問這究竟是否有其必要呢？再說他如果在乎自己是「源氏」而信長是「平氏」（或是「藤原氏」～請參見註），則原本與朝廷關係密切（亦曾出任足利幕府裡的公職）的他又何必轉而去當信長的臣下呢？因此作者之論終究只是他出於某種臆測而已（事實上持此觀點的學者大有人在，而且為數不少）吧，做不得準。
【註】前面提到織田信長是「平氏」，此事其實未有定論，而且書中另外還有以下敘述：
【原文p.510～511】
「信長也曾自稱藤原氏或平氏後人，可是後來，隨著對朝廷內幕的日漸了解，他越發覺得被這些陳規陋俗束手束腳是多麼的（地）愚蠢和可笑。為求一官半職而改姓更名，簡直無異於出賣祖先的靈魂，也無異於出賣自己的尊嚴屈服於朝廷。信長甚至想過，若要委屈自己做這樣的妥協，還不如親手滅了朝廷一了百了。」
【原文p.536】
「我將皇宮大內移至安土，並非對天皇有何不敬之念。正是為了將天皇從藤原一門的囚禁和操控中解救出來。……
……事實上，皇族與藤原氏本就毫不相干，並無半點淵源。」
【原文p.536】
「自中臣鐮足成功推行大化革新以來，其子孫藤原氏便逐步掌控了朝廷的主導權。而後，藤原一族分裂為近衛、一條、二條、九條、鷹司五攝家，歷來享有各種特權。甚至可以說，以關白為中心的朝廷的官位制度，正是為了藤原氏的利益而設置的。從三位以下不得面聖－正是通過這項制度，藤原氏成功讓帝王的權威淪為滿足家庭利益而供其隨意利用的工具，並將這樣的局面一直維持至今。」
由此可知織田信長本身曾自稱藤原氏，也曾自稱平氏，而這些說法都是他的「自我聲稱」而已（奇怪的是如果他曾自認為藤原氏之後，則為何又主張要將「將天皇從藤原一門的囚禁和操控中解救出來」如前引文所說呢？可見信長對自己的出身也不是始終都很確定的），另外現時的研究還有他應是出身「忌部氏」等之說法，不過這一切原是另一個問題，在此不擬多做討論。
﹝C﹞眾所周知，織田信長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一直是近乎「英雄」的地位，但是卻也無人能否認他在崛起的過程中所表現的冷血嗜殺與殘暴不仁～於此，在本書中似乎或多或少地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說起來，織田信長在某些方面的見識、眼光與一干政治上的做為有可能在某些地方真是超越了當時與他同時期的人們吧，不過能不能說在其背後，實際上只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野心於其國內達到極致－具體而言而根據本書所說，指「天下布武」而於威壓朝野、凌駕公武（或可美稱為「一統公武兩權」，其中「公」指包括天皇在內的朝廷官家，「武」指武家）之餘，甚至自己還要當「太上皇」宰制一切，而其心態可見於在本書中之發此「豪語」：
「……這個國家的一切皆在我的支配之下，凡事只須遵從我的命令。宮中也好天皇也好朝廷也好，已經不過是帽檐上點綴的羽毛。……」（見p.134）
至於「自封為神」（見p.594）就更不用說了；尤有甚者，他積極地計劃欲出兵海外，而其目標不止於想讓日本與當時的兩個海權大國西班牙、葡萄牙「比肩」，其實是更想直接「攻打西班牙、葡萄牙」（見p.154）。如此好大喜功與狂妄自大，說穿了，就是一個專制獨裁、追求絕對權力的軍事「狂人」而已。那麼你說他「偉大」嗎？他是「曠世英雄」（語出本書p.523）嗎？還是說要看到他像日後的豐臣秀吉那樣自不量力地遠征朝鮮失敗以後，才能給他評論或者甚至是潑下冷水呢？我想，這也許是我等現世之人需要想想的了。
最後，在此就本書的其它部分提出幾點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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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6】
「……六月二日早晨，剛一聽聞有變故發生，清玉上人便立刻率僧侶二十餘人趕赴本能寺。然而為時已晚，他們趕到之時，信長的十多名近臣正在本堂後院火化主公的遺體。據說他們是遵照了信長公的遺命，決不能讓遺體落入敵人的手中。……」
【原文p.27】
「……幸存的九個人，趕緊將信長的遺體抬進庫房，緊緊地關上了門。……」
【原文p.29～32】
「……幸存的九個人垂首圍坐在信長的遺體旁。……
……趕緊找來柴火開始焚燒信長的遺體。……
……正在這緊要關頭，清玉上人率領著二十多個身繫襷帶的僧人，從寺院的後門闖了進來。……」
【指疑】前面引述的文字是描寫織田信長在本能寺遇襲身死後，在現場的餘眾將他的遺體焚化之經過，但見前面說此餘眾是「十多名近臣」，後面卻說是「九個人」，兩者說法並一致。其實到底有幾個人在焚屍現場根本一點也不重要，只不過是說，在故事才剛開始（註：前面說過，本書用的是倒敘法）就出現如此出入，這樣的「開場」不免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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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398～399】
「對上態度強硬，對下寬厚仁慈，這是信長一貫的作風。一旦歸入織田門下，便不問家世出身，想要出人頭地，一切只憑真才實學。織田家屬地之內，既無苛捐雜稅亦無繁重的勞役。在各國領主的暴政下艱難求生的勞苦大眾，實在很難相信世間竟還有如此公平公正的治國之道。……」
【指疑】作者說織田信長「對下寬厚仁慈」，原來是指「織田家屬地之內，既無苛捐雜稅亦無繁重的勞役」一事，應該說，這是可用以觀察的一個面相沒錯（雖然說不定他只是以此招攬人心，畢竟在他的生涯裡，曾經遇上之遭人背叛可謂「經驗豐富」），不過另一個面相是織田信長其實御下極為嚴厲，如「殺出遊桑實寺之女侍事件」（見p.215～216）之為一例，即可見到他的冷血無情；另外如世傳他對明智光秀曾經不只一次當眾羞辱，甚至責打（此外本書也提到他打算統一天下後將秀吉、光秀封在九州，並使之擔任海外遠征軍的統帥，而在此之前，光秀的近江、丹波也先被收回），試問這樣做能說是「對下寬厚仁慈」嗎？故作者之說究竟是否事實（或者是夠不夠全面），讓人感覺實有待商榷及界定清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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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625】
「只要沒有了信長，這該是一個多麼自由的世界！
（既不是為了朝廷，也不是為了幕府，原來是為了我自己，我要討伐信長！）
直到這一刻，光秀才豁然開朗。……」
【指疑】作者曾說織田信長壓制朝廷是為了「追求自由」，說勸修寺晴子的出軌行為也是為了「追求自由」，現在又說明智光秀討伐信長又是為了「追求自由」，於是在這一片「自由」聲中，莫非談的是人生在世只要是為了爭取個人之所謂「自由」，則頭顱可拋之，生命可棄之，道德可捐之，天下可魚肉之，世間也因而沒有什麼其它「不可以」的事了？然而若考量這些歷史人物的時空背景及其所囿之可能限制，我個人倒覺得作者這樣的筆法會不會發揮得「自由」太過了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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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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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張廣智《西方史學史》
相信對西方史學有興趣的讀者們，對中國學者張廣智這個名字不會陌生，特別是他的多本著作已被翻譯為正體字的版本介紹到台灣本國，如《西方史學散論》、《史學：文化中的文化》（與張廣勇先生合著）、《年鑑學派》、《心理史學》、《影視史學》等，讓更多的台灣讀者有機會能讀到他的作品，有助於窺及更多西方史學的殿堂。本文旨在抱著請教的心情，討論由張廣智先生主筆、與陳新先生合撰的《西方史學史》一書（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出版；台灣國內有正體字版。以下簡稱「張書」），並希望就所見的問題與有識讀者討論，淺陋之處尚祈不吝指教。
基本上本書所涵蓋的內容可以用「廣博豐富」來形容，相當全面性地介紹了西方史學的經緯，並且文筆之流利相當可觀，相信閱後的讀者都會為書中所介紹的知識感到相當受益。不過本書有個不小的問題，就是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被迫與馬克思與恩格斯「相遇」，因為作者不時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言論，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觀點來作輔助敘述，並在文中常使用馬克思與恩格斯式的名詞（如「資產階級史學家」、「反封建」等之類），讓人頗為困擾；更糟糕的是作者奉馬、恩哲學為圭臬並把他們當作思想導師之餘，在介紹西方史學中每每不但以之為評定高下的標準，甚至當作評斷對錯的依據，例如：重視經濟因素、用唯物觀點（包括被作者主觀視為「唯物」者）的就是高明的、卓越的、難能可貴的，否則就是「有局限性」、「偏見」，甚至「錯誤」，造成了讀者有個印象，就是本書似乎是掉入了一個「唯物史觀」的框架裡，失去了客觀的立場，而客觀的立場是一本優良的教科書所不能或缺的，不是嗎？
相對地，楊豫先生的《西洋史學史》也無法避免這個問題，但是比較起來情況不如張書嚴重；郭小凌先生的《西方史學史》雖然也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傑出的歷史家，但是那是在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章節裡才提到的，不違其著作在整體上的專業精神；蔡石山先生的《西洋史學史》則根本不提馬、恩二人－也許這是因為他把他們當做哲學家來看待，所以不入史學之林吧？我猜。筆者相信能夠不陷於馬恩列史哲學（或任何其它哲學）的陷阱與窠臼的書籍才能通得過不同時空的考驗，而長期被讀者接受，否則如果動不動就要搬出這幾尊「偶像」出來進行「思想鎮壓」，動輒將它融入文中敘述，等於是同時在自己和讀者的頭上套上意識型態的枷鎖，相信這樣的寫作方式在學術上是較難通行廣遠的。
再者，除了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以外，本書作者也經常引用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和古奇的《19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的觀點，或是轉引其中的相關文字。就轉引文字來說，必要時原是無可厚非；且就實際情況來說，若要求作者就自己文中所介紹的外文著作果真一本本地去閱讀、研究，確實有不小的難度，這是我們可以充分理解的，只不過是當需要直接引用觀點時，似乎還是要力求保持適度較好，畢竟如果讀者需要知道「湯普森」（或「古奇」）的觀點，那就直接去讀湯普森（或古奇）的著作（乃至於介紹他們的著作）就可以了，何必再讀張書呢？更何況對一個「西方史學史」的初學者來說，當在書中讀到「湯普森認為……」（或「古奇認為……」）時，恐怕還沒弄明白誰是「湯普森」（或「古奇」）是誰，徒感納悶而已。再說作者這樣做，也許是覺得引用著名史家的看法可以加強自己的說服力，其實另一個可能的反效果是恐將造成讀者一個錯覺，誤會作者只是在襲用他人的觀點或文字敘述而已，若操作不當，恐怕得不償失。
以下是再就幾處敘述提出討論，所列頁數皆取自中國上海的復旦大學在09/2002（五次印刷）出版的張廣智《西方史學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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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前言 p.2～3】「研究西方史學史，應有一種正確的歷史觀的指引，對我們而言，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這樣才能更好地吸收與借鑒西方史學，才能逐漸克服在這一學科領域內習見的對西方史學或一概排斥，或盲目崇拜的傾向，逐漸奠立中國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
【指疑】作者認為研究西方史學史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不知道這又算不算另一種他所說的「盲目崇拜的傾向」？特別是既然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了，那麼中國史學家又如何奠立「主體意識」？難道「盲目崇拜」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中國歷史學家就可以算是有「主體意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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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6】「3﹒樸素唯物主義歷史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僅以資料翔實可靠、敘事力求公允而名垂青史，更重要的是他在書中所顯示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也是光彩奪目的，可以說這一點達到了他那個時代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令人矚目。」
【指疑】作者說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經「達到了他那個時代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所持理由是「他在書中所顯示出來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這樣的價值判斷是否流於主觀，相信仍有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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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8～30】「修昔底德由於受到當時所流行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所以他在史學上的觀點上與當時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對宇宙的認識有一致的見解：宇宙的萬物決定於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變化則決定於自身的因果關係。用一種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理去處理史事，這正是他遠遠要高出於當時希臘諸史家之上的原因。……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第一個意識到經濟因素會對歷史進程發生重要影響的歷史學家。限於當時的條件，作者當時還不能對此作出像今天這樣完整的表述，但他已認識到歷史的進程，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制約。這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堪稱首創。…在這裡，作者提出一個出色的思想：歷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當然，修昔底德的史學也有缺陷。他把伯里克利等少數傑出人物，描繪成可以脫離社會條件與社會實踐的「天才」，認為，如果伯里克利不是早死的話，「雅典霸國」是不至於傾覆的，這就宣揚了英雄史觀。作者還不能擺脫古代史家一般所具有的對命運的信仰，認為人類無力抗拒它。他還常常用抽象的人性來解釋歷史，說什麼「人性總是人性」，人的「天性易於犯錯誤」，把嫉妒和貪欲看作人的本性，並由此產生了人們的行動，這些顯然都是唯心主義的觀點。」
【指疑】作者於此處，前文先說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是「用一種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理去處理史事」，而且「這正是他遠遠要高出於當時希臘諸史家之上的原因」，然後後文又指責他使用「唯心主義的觀點」，並視此為其史學上的「缺陷」，這顯然是矛盾的，因為修昔底德既然使用了「唯心主義的觀點」，那又怎麼能說他是「用一種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理去處理史事」呢？
至於說修昔底德是唯物主義，根據作者的說法，可能是因為他有「宇宙的萬物決定於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變化則決定於自身的因果關係」的見解，而且「認識到歷史的進程，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制約」，並「提出一個出色的思想：歷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問題是首先，為何「宇宙的萬物決定於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變化則決定於自身的因果關係」就是唯物主義，我們不得而知；其次，光是認識到「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就算是唯物主義了嗎？而且就算修昔底德果真認為「歷史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因素的作用」，那麼這就等於他認為經濟是歷史發展的最主要或甚至唯一的因素嗎？這實在很難說得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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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50～53】「塔西陀（Tacitus，約公元55-120年）無疑是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當然，由於塔西陀的貴族共和派的思想感情，使他對早期羅馬帝國的人與事還不可能做出正確的科學分析。他未必能認識到帝制有其殘忍的一面外，也有在一定條件下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如他對提貝里烏斯極盡揭露之能事，但對這位皇帝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則缺少應有的評價，這就有點片面了。現代史家研究認為，提貝里烏斯是早期羅馬帝國一位有作為的君主其他的皇帝，其他的皇帝，如克勞狄烏斯時興修水利，挖掘運河；維斯帕西亞努斯、提圖斯至多米提安等皇帝當政時，在政治、經濟及邊防建投上都是有所建樹的，所有這些都應作出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否則的話，人們就難於理解，在他們執政的這段時間內能使羅馬帝國的社金有所前進。因此，塔西陀把早期羅馬帝國寫成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失之偏頗的。」
【指疑】文中所謂「正確的科學分析」一語看來令人有些納悶，因為不要說是古羅馬時代的塔西陀了，時至今日我們也還不知道歷史學家如何對歷史上的任何人與事做「正確的『科學分析』」吧？
再者，作者既然說塔西陀「把早期羅馬帝國寫成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失之偏頗」，那麼塔西陀又如何能當得上前面所說的「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稱號呢？因此即使前後尚有相當篇幅的敘述，但是筆者認為這對讀者來說，恐怕仍然不易了解。
還有，作者說塔西陀「未必能認識到帝制有其殘忍的一面外，也有在一定條件下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接著就談到幾位羅馬暴君的積極作為，然而這些作為究竟是這幾位羅馬暴君的「個人」作為，還是「帝制」之為一種政治制度「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一面」呢？筆者相信這兩者有別，就好像如果有人要歌頌中國的唐太宗或清聖祖康熙等，難道就等於是在歌頌「帝制」嗎？凡此還是需要加以界定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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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疑】原書p.113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史家波丹的著作是《易於理解歷史的方法》，但是在p.139說的書名變成《理解歷史的方法》，前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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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疑】圭恰迪尼（Guicciardini，或譯為基察第尼）被視為是馬基維里（Machiavelli）的繼承者，他的生卒年在張書裡列為1482～1540（p.100），但是在J.W.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上卷第二分冊）中則作1483～1540（p.714）。不知何者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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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17】「我們最先面對的是由約翰．卡立溫（John Carion，1499—1537年）撰寫的一部《編年史》，它從亞當到1532年分為七個世界周期。被稱為「全德導師」的美蘭克敦（Melanchthon，1497—1560年）將這部《編年史》進行了大範圍的修訂，他把卡立溫分出來的七個世界周期縮減為三個，每個約延續2000年，它們分別是從創世紀到亞伯拉罕時代，從亞伯拉罕到基督降生，從基督降生到現代的1500年。美蘭克敦是馬丁．路德的朋友，也是路德教派的忠實代表，作為一位系統的神學家，他感到新教與天主教鬥爭的主戰場是在原始教義與歷史傳統方面，因此他很快使重新修訂的《編年史》變成了路德教派在大學的一本好教材。歷史寫作確實成了新教宣傳的有利工具，在路德派的歷史理論中，歷史重新被當作是上帝的工作，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經過上帝安排好的。」
【指疑】所謂「歷史重新被當作是上帝的工作，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經過上帝安排好的」聽起來比較像是「預定論」，而根據本書的敘述，「預定論」應該是喀爾文教派（而非路德教派）強調的才對。存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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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18】「《教會編年史》落在了一位真正的學者加索綳（Casaubon，1559—1614年）的目光中，它看上去便是滿目瘡痍。巴洛尼阿斯知識貧乏的程度令這位加爾文教徒震驚，加索綳對這部著作的第l卷像做考證練習那樣批評了九百頁。多虧這這位書呆子採用了這種錯誤的批評方式，他的工作最終因缺乏系統，對巴洛尼阿斯沒有造成什麼損失。
真正扭轉天主教優勢的人，卻是一位天主教徒彼耶．鮑羅．薩皮（Pier Paolo Sarpi，1552—1623年）。他是威尼斯人，知識淵博，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和各種民法、寺院法，熟悉古典歷史知識及自然科學中的多種學科。…薩皮與他的朋友加索繃一樣，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但他的才能似乎還要更高些，他的組織能力使這部著作獲得了後世如吉本、蘭克等人的高度贊美。」
【指疑】若沒看錯，作者前後都說加索綳是「真正的學者」，但是中間卻說他是「書呆子」、「採用了錯誤的批評方式」，讓人對其形象無所適從，難道作者覺得「真正的學者」和「書呆子」（而且是還會「採用錯誤的批評方式」的）二者可以並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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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19】「由德國路德教派引發的這場歷史論戰最終以新教的勝利而告終，只是勝利花環要戴在薩皮這位意大利的天主教徒頭上。事實上，它不應該算是新教的勝利，而是人文主義的勝利。就這場論戰對德國史學的意義而言，它是不可估量的。以佛拉西阿斯為首的路德派歷史學家顯然大量承襲了中世紀史學寫作的手法與觀點，但他們挑起與天主教會的論戰本身就是為了自己的現實利益而不是為了挑戰權威，對史學實踐的功用目的的認識已經是不可動搖了。」
【指疑】作者說「以佛拉西阿斯為首的路德派歷史學家」挑起與天主教會的論戰是「為了自己的現實利益」，這在前後文都找不到線索，因為讀者在前面只讀到作者說新教與天主教雙方鬥爭的主戰場是在原始教義與歷史傳統方面，卻不知這和「自己的現實利益」有什麼關係，實有待作者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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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21】（英國近代史學）「第一位是伯納德．安德烈（Bernard Andre，卒于1521年），主要著作為《亨利七世的生平和事業》、《亨利七世年代紀》。僅管安德烈為自己的書取了傳統的書名，他還是試圖寫一部不同於編年史的歷史著作，因為他認為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歌頌偉人，亨利七世是安德烈的歌頌對象，為此，他並不注重歷史事實的真實與否，這使得歷史敘述形式的少許變化付出了喪失真實性的慘痛代價。結果安德烈的著作便在的價值就是他多多少少保留下來的那個時時代的一點真實情況。」
【指疑】如果僅根據這段敘述來判斷，我們認為只知「歌頌偉人」而「不注重歷史事實的真實」的安德烈只能說是文學家，而不是史學家，即使他「為自己的書取了傳統的書名」也一樣。我們不能因為他據說是「多多少少保留下來的那個時時代的一點真實情況」就說他是史學家，因為文學家一樣可以做到這點。作者如果將他列為英國近代史學的首位史學家，恐怕還需要多一點說明才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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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49】「必須指出，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因為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不能起決定作用。只有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但他的理論在當時仍有進步意義。中世紀的宗教史觀點是把政制或法律歸之於神意，社會發展的功因要到上帝那兒去尋求，在神學史觀籠罩的那個時代，孟德斯鳩能到物質因素中去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因，不僅在當時具有反封建神學的進步作用，而且也不乏唯物主義的成分，這在人類探討社會歷史問題方面又向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指疑】作者的著作既是「西方史學史」，理應站在客觀的立場來探討西方的史學，但是此時卻以「唯物史觀」的觀點，明白指出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於是這就再次提醒了讀者，全書的基調是落於一個唯物的意識型態框架而無法超越。即使所謂「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不能起決定作用」一語是有道理的，但是作者不忘加一句「只有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無異是強加個人觀點於讀者，那麼難道這就是作者所謂的「科學」嗎？「幸好」孟德斯鳩的見解被視為「不乏唯物主義的成分」後，於是作者才算同意是「在人類探討社會歷史問題方面又向科學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了，豈非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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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165～167】「哥丁根學派的史家們大多受到了伏爾泰的治史觀念的影響…施洛塞爾雖著有《北歐史》、《俄國史》，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則為《世界通史》。在世界史體系問題上，他比伽特勒作出過更多的貢獻。
施洛塞示強調世界歷史的整體性，不能搞成各個國家和地區歷史細節的鬆散、雜亂的匯編。他認為世界史應當包括「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國家和地區、一切已知的重大事件」，不能以歐洲諸國的歷史取而代之；又認為，世界史要著重闡明歷史事件之同的內在聯繫，而不能只羅列人名、地名和年代；還主張世界史不能被政治史的框框所束縛，必須敘述文化的進展，如應當記載人類的各種創造發明等。只有這樣，世界史才能反映出這多彩多姿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的全貌。…
…他（按：指哥丁根學派史學者赫倫）對世界的整體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古代國家彼此孤立，近代歐洲已發展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甚至認為近代歐洲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只是在政治上劃分為不同的國家而已。因此，近世歐洲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應從全歐的角度進行探討。赫倫把早期哥丁根半派史學的世界主義觀念，縮小成近代歐洲國家體系的觀念，這種體系後來被蘭克進一步發展成為系統的「西歐中心論」，成方長期霸持西方史壇的傳統觀念。
在歷史觀念上，哥丁根學派把18世紀下半葉存在的兩種對立的歷史思想（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融合起來了，一方面他們繼承伏爾泰理性主義史學中的「世界主義」觀念和文化史的傳統，另一方面又積極吸取浪漫主文史學中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和發展性，肯定中世紀的歷史地位等長處，這就使這一學派成了18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史學向19世紀浪漫主義史學傳變的一座橋梁。」
【指疑】既然說哥丁根學派史學是受到伏爾泰的影響並且繼承了他的「世界主義」觀念（像文中提到的施洛塞就被形容為「強調世界歷史的整體性」、「不能以歐洲諸國的歷史取而代之」），那又怎麼會有人把這種影響「縮小成近代歐洲國家體系的觀念」呢？
特別是前面還說伏爾泰「總是把眼光時時擴及到整個世界，給歐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它）地區，尤其是亞洲各國的歷史以相當重要的地位，對中國、阿拉伯、印度、波斯人的歷史作了描述」（p.152），如今被說是受到伏爾泰影響的卻漸漸演變成「西歐中心論」，這說得過去嗎？
所以這若不是赫倫有問題，就是作者的敘述有問題。如果赫倫有問題，那麼他似乎不應該屬於「受到伏爾泰的影響並且繼承了他的『世界主義』觀念」的哥丁根學派，而只能說是在哥丁根大學執教50年的學者（後來擔任校長）；如果赫倫沒有問題，那麼作者說哥丁根學派「受到伏爾泰的影響並且繼承了他的『世界主義』觀念」似乎就不見得正確了，因為赫倫的例子讓我們知道哥丁根學派史學並沒有繼承「世界主義」的觀念，甚至連是否受到伏爾泰的影響都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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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45】「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思想像以馬克思命名的思想那樣，引導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世界，給人類文明帶來了豐碩的成果。其歷史理論是19世紀歷史學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歷史理論到20世紀並沒有被哪種理論覆蓋，而是在新的發展中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生命力。」
【指疑】作者說「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思想像以馬克思命名的思想那樣，引導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不知他覺得馬克思能夠和中國的孔子（在此只是舉個例子）相比嗎？「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力會大於「孔子思想」嗎？至於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等宗教領袖就更不必說了，所以說這是作者未經深思熟慮所下的結論，既不夠全面，也失之主觀。
再說作者說馬克思思想「到20世紀並沒有被哪種理論覆蓋，而是在新的發展中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問題是今天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個倒台，剩下的中國、北韓、越南、古巴，沒有一個是實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像中國方面也只說自己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不說是「共產主義」），否則勢將無法生存、可大可久，偏偏作者卻把這種需要「修正」的主義形容為「在新的發展中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生命力」，請恕直言，這究竟是一種「美化」，還是一種「僵化」，實在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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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245】「其次，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認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本體論先行的原則。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把歷史唯物主義稱為「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觀」。研究歷史首先要對歷史學基本前提進行批判性的考察，要看到意識、觀念、思想、理論等等「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這樣，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終結了一切舊的自詡有獨立思想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闡明了這一個簡單的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活動」。歷史發展的真實動力，僅僅靠從政治、形而上學或宗教無法找到，而是從它們的本體論領域中尋找。歷史研究如若輕視、蔑視直接生活領域即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就無法正確理解歷史。因此，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第一次把現實的生活—日常生活納人歷史研究領域。這樣，歷史研究不僅要研究理論、思想等精神生產活動，而且更加要重視提供這一活動的世俗基礎的物質生產活動。歷史不再僅僅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過著現實生活的人民群眾的歷史。每個日常生活的人都是歷史劇的作者，又是歷史劇中的人物。」
【指疑】不錯的，當代的主流思想是「歷史不再僅僅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而應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但是依文中所說並依照馬克思的意思來看，既然「每個日常生活的人都是歷史劇的作者，又是歷史劇中的人物」，那麼這些歷史劇的又是表現什麼內容呢？這些歷史人物又是上演了什麼劇情呢？說穿了，就是馬克思說的「吃、喝、住、穿」之所謂「本體論領域」吧！於是這樣才算是「本體先行」了，也就能「正確理解歷史」了，問題是所謂歷史及其學科領域有這麼簡單嗎？所謂「真正批判的世界觀」的層次有這麼低嗎？
筆者不厭其煩地把這段文章抄錄起來給讀者參考之餘，十分遺憾時逢廿一世紀的今天，竟然在史學的書籍上還可以看到這種教條式敘述，而且還被大力鼓吹，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以上個人淺見，誠願與有識讀者共鑒之。 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873)
⊙讀書短評：【日】司馬遼太郎著，江靜芳譯《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
【說明】本書篇幅雖然只有短短
204頁（不包括原作者的
〈後記〉），還是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乃以書中的主人公－德川慶喜出任幕府將軍之前與之後為分界。
先就第一部分（慶喜就任將軍之前，即第
1～
13章之於本書）而言，筆者個人實在很難給予高度評價，但見其文字生硬，敘述沉悶，筆調與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司馬遼太郎之其他名作大異其趣，並且在人物塑造上簡直乏善可陳。
且根據本書的敘述來看，
事實上德川慶喜原本就是一個尷尬的人物，他出身德川幕府的「御三家」（尾張、紀州、水戶）之一，理論上應該是德川幕府的堅定擁護者，但是他又受到自家「水戶學」傳統的「尊王」思想之薰陶與影響（見
p.70），因此他到底是偏向「尊王」還是「佐幕」，雙方勢力都質疑他（他還因此原因而被取了許多外號，諸如「
二心殿」、「
剛情公」、「
豬一」……等，這在歷代將軍中尚屬首見～見
p.138～
139）；書中說他在曾為其核心支持者松平春嶽面前主張「開國」（主要是承認前大老井伊直弼與洋人所簽條約，對外開放，見
p.71～
72），但是實際上他的行動又不能貫徹；另外，當時在位的孝明天皇本身不遺餘力地推行「佐幕」（見
p.160），讓「尊王」者反而無法施展全力倒幕（甚至「公武合體」派也曾經以這位天皇的主張為其理論根據）。這一切，情勢複雜如此，於是我們只能從史書上看到德川慶喜在當時的動盪環境中採取了什麼實際作為，然而經由本書卻很難看出他自己的真正想法－此處所謂「想法」特指原作者個人獨有的「司馬史觀」所揣度與描述出來的見解（若沒弄錯，這向來是司馬氏的讀者最為關心的一大重點），故在此只能胡亂地產生一個「錯覺」：該不會是司馬氏自己本身對這段期間的德川
慶喜也沒有很充分與明確的認識吧？因此讓他自己的文學發揮也受到限制。至此，想起雖然世人每謂慶喜所處的「幕府」與先前日本的「戰國」時代原是司馬氏最長於描寫的兩大時代背景，但是從本書來看，莫非是他經過深入的研究後，對處於當時處於最上層的重心人物德川慶喜之內心（或稱「中心思想」）還是未能掌握，這是讓曾經寄望於名家如他來解讀的讀者如我覺得是難以想像的事。
復就第二部分（慶喜就任將軍之後，即本書第
14～
17章）來看，筆者主觀認為這部分的司馬遼太郎似乎是「活」過來了，又恢復他那敘事不疾不徐、條理分明的水準，只不過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這部分開始之前，原本有大量文字敘述慶喜是「堅決」反對在德川家茂之後接任幕府將軍的－此事根據書中所說，其理由是「
以慶喜的理性分析，現在的局勢極不利於他繼位將軍」（見
p.140），因此他認為
「
這個時候若答應當將軍，就像投身到一個隨時可引爆的火藥庫中」（見
p.141）、
「
大勢如此，我即使成為將軍又能怎樣？」（見
p.141）、
「
現在繼任將軍，不過是準備當個千古罪人罷了」（見
p.142）、
「
對已經快滅亡的德川家而言，不該再被選為將軍了」（見
p.148），
云云，然而從這個「第二部分」一開始卻用這樣的含糊文字來接續：
「
這以後又經過種種曲折，慶喜終於就任將軍。慶喜所創繼任德川家業，而非繼位將軍的奇妙理論，似乎這個世界只有他一家之事，弄得宮廷或幕閣在現實狀況上產生許多困擾，結果，朝廷與幕府都不得不一致說服慶喜，而慶喜最後也只得屈服在他們的請求下。不過，這種情勢的造成，也是在慶喜默認下，由他的謀臣原市之進在幕後大力推動。」（見
p.159）
誠然史實中的慶喜原先表示不願意接任將軍也有可能是只是政治人物一個「以退為進」的作態，但是是真心也好，是假意也好，理想的情況是作者是不是也該對此轉折提出一個比較明確的說法，好對讀者對慶喜如何改變態度而「
屈服」的經過做出交待，畢竟此事關係重大，但是作者卻採取模糊又等同於迴避的手法將之一筆帶過，造成不管是對小說情節還是慶喜個人的生涯來說都是缺乏完整性的現象，令人難以接受，而且這還不夠，作者接者又說：
「
－我不喜歡當將軍！
這種話，慶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表示，也該算是一種演技，他每次採取任何新的行動，總是又替自己留下退路。現在，他四處表示不想當將軍，當有任何事情在身邊發生，他便可減輕責任，拔腿離去。慶喜的眼光總是看得很遠，所以他的任何動作、言語，都彷彿在演戲地別有用意。
但另一方面他心中又很有自信，相信自己終必成為將軍，謹慎大膽自信，便很複雜地交雜在這一個人的人格中。……
」（見
p.159～
160）
既有前後此言，那麼慶喜到底想不想當將軍（難道前面之說他拒絕出任係出自「
理性分析」、乃至於畏於「投身火藥庫」又當上「
千古罪人」都不算數了嗎）？而先拒後迎的他（書中甚至說有人比喻他宛如「彆扭的酒客」，意思是指「
在酒席中一直嚷自己不能再喝了，然而強迫後他還是喝了，而且如果聽他的話不倒酒，他還會不高興」～見
p.139，給人的感覺不免流於矯情、虛偽）又是在怎樣的具體過程之中當上第十五代、同時也成為末代將軍，實在令人感到疑惑；至於其餘的部分，雖說司馬氏的生花妙筆在慶喜當上將軍之後漸漸地進入佳境，但是實際上在「內容」上還是流於表面（部分原因亦當與篇幅太
少有關，何況歷史上的德川慶喜出任將軍的時間實際只有一年又多幾天（1866/12/05～1867/12/09），因此他再怎麼活躍，終究是期間有限），能夠真正讓讀者品味的深度實在太少了。
故基於上述種種，筆者前面說過，「幕末」時代向來被視為司馬遼太郎在創作上最拿手的時代背景之一，而德川慶喜又是當時如此重要的關鍵人物，凡此讓人原本在高度期待下閱讀本書，惜乎閱後的感覺可說是與預期差別甚大。就此，筆者無法將本書和同樣由司馬氏所寫的
《德川家康》（原名
《霸王之家》～註）一樣直接列入「劣作」之屬（畢竟本書在「歷史」上究竟犯下多少錯誤，應該說是還談不上的，而其餘部分要說有多失敗，實在也稱不上絕對），不過卻可以確定本書無法列入司馬氏筆下的「佳作」之林，亦讓人無法對之留下深刻印象；且以司馬遼太郎在日本文壇上所享有的盛名與地位來說，這是一部相當令人失望的作品。
【補充】就本書中譯本之出版來說，相對於上列使用的
1989年版（遠流出版），早有「新版」問世於
2007年
～它除了在書前安排了照片與圖片多張外，並且在書後附上名家導讀兩篇；它也將舊版中的部分句子加以潤飾處理，並且訂正了舊版中出現的大部分錯字。
【註】相關論述請參見拙篇：
http://fast2008.pixnet.net/blog/post/34461921 Fast2008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230)
★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
【原文 p. 281】「張學良曾經在九月六日下命令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廳長榮臻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與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其後，直至錦州喪失，馬占山在黑龍江孤軍奮鬥失敗，這「不可與之反抗」六個字，貽羞中外，遺臭萬年的亂命，始終有效。有人替張學良辯護，說他是奉行蔣公的命令。……據吳相湘先生研究，蔣公曾經於九月十二日發過一封密電給張學良，說「此非對日作戰之時」。其實，這一封密電，所涉及的是萬寶山事件；內容是：此時不可對日作戰。不是「對日絕對不抵抗」。作戰，指全國對日本正式宣戰、抵抗，可以是局部的。九一八這一天晚上，張學良在北平與幕僚開了一夜的會。……他不曾為瀋陽北大營之被日軍攻佔而特地下了一道不抵抗的命令。堅決不許部隊對日本人抵抗的是留在瀋陽的榮臻。榮臻曲解了張學良在九月六日打給他的電報。」【指疑】作者說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不曾為瀋陽北大營之被日軍攻佔而下了一道不抵抗的命令，而是榮臻曲解了張學良在九月六日打給他的電報。在此先不談張學良在廿世紀九十年代時至少已三度承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非出自老蔣的授意之事了，引文中至少有兩個問題：
一、關於作者所提「
張學良曾經在九月六日下命令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廳長榮臻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一事，若對照在九一八事變中曾經率部還擊日軍的王鐵漢之著作《
東北軍事史略》p.125所說，應是指張學良在九月六日從北平發給榮臻的「
魚」電，全文是：
「
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其中可見電文裡確實作了「
萬分容忍，不與反抗」的指示；至於引文談到的「
吳相湘先生研究」，則是說九月十二日時老蔣發給張學良的一封密電。若依照吳氏之說而確有（後者）此電，則與前者也該算是兩碼子事了，因為一封是｢
九月六日張學良給榮臻的密電｣，另一封則是｢
九月十二日老蔣給張學良的密電｣，二者既不能混為一談，而且張學良給榮臻的密電在時間上居先（也就是先指示過「
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可知像前引文這樣，先說「
老蔣九月十二日給了張學良的密電」，再說「
榮臻曲解了張學良在九月六日打給他的電報」，這對九一八事變的史實澄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二、榮臻本身在事變後亦曾提出報告，文中有謂：「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許，瀋陽東北方向，忽聞爆發聲音，全城池為之震，此即日軍自己炸破其南滿本線柳條溝（湖）附近鐵道之工作也，……-信號聲音爆發後，余（按：榮臻自稱也）
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學良）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式毅）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無論日軍行動如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為。……」
由此報告可知榮臻與朱光沐、王以哲等曾經在事變爆發後當即分別請示張學良，結果均獲得「不抵抗」之回應，而榮臻報告內的說法於事後也未見張學良否認，這就再次顯示所謂「
榮臻曲解了張學良在九月六日打給他的電報」一語既不見得是事實，也沒有意義。
說起來，榮臻等的現場處理不當，連王鐵漢在其著作中也頗有微詞，但是顯然張學良仍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是他在第一時間裡做了錯誤的判斷，傳達給他的下屬「不抵抗」的訊息，終至造成整個中國東北之淪陷。
【註】相關論述請參考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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